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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

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的成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同一考古学文化中年代早的器物纹饰设计和刻画严谨、认真、精致,而后逐渐简省、潦草、写意化是一常见现象)。与F1:26一样,《郑州大河村》报告所画F19:1彩陶钵线图纹饰也很随意,与图版所示不合:它的三组六个坤卦符号都画成六爻,而三个梳形纹一个画22齿、两个画25齿(侧视图上的梳形纹则仅画出17齿),上、下周纹饰之间应有六组方格纹,也只画了五组,而且整个图都不清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205页,图一一四:2)。《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认为F19、F20“出土遗物中的鼎、钵、罐、器盖和纹饰、白衣彩陶图案等,与F1—4所出完全相同”(《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324页)是不符合实际的,如F19:1、F20:38、F1:26彩陶钵纹饰互有区别。该文所画F19:1彩陶钵线图纹饰与原件也不相合:它的三个梳形纹分别画为23齿、26齿、27齿(侧视图上的一个梳形纹则画为22齿),彩版上所示的29齿则不见踪影;它上周的三组六个坤卦符号都画成七爻(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图二O:25,《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与彩版所示吻合,但因彩图所示有限、线图绘画有写意作风又无明确的文字说明,这种吻合反而又让人不敢相信了。《郑州大河村》似乎没有画出F20:38彩陶钵的线图,但可以判断,《郑州大河村》、《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关于彩陶钵的线图都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吴汝祚《略论长江、黄河两流域史前时期的太阳神崇拜》所附大河村F19:1彩陶钵线图的错误与《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文中F19:1的线图大体一致,前者很可能源于后者,但前者还有一点小的不同,其俯视图上周三组六个坤卦符号中除五个为七爻外,还有一个为六爻且画得很不工整(《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79页图五: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所附大河村彩陶钵线图的错误可能与吴汝祚先生文及《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的错误一致(因未复制该图,故不能说得很具体。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5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王大有著《三皇五帝》(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附有三幅大河村彩陶钵线图:第一幅上周的坤卦符号均为六爻且梳形纹背上中央有一个实心圆点,据此推断它当为F1:26彩陶钵,但梳形纹为29齿且彩陶钵上面单独画出的一个梳形纹又为24齿,所以不知线图画的是F1:26还是F19:1,实际好象综合了二者但又二者都不是(《三皇五帝时代》455页图201);第二幅为俯视图,上周坤卦符号及下周纹饰都与F1:26相合,梳形纹背上也都有一个实心圆点,但三个梳形纹分别为25齿、26齿、27齿,与原件不合(《三皇五帝时代》457页图204);第三幅特别潦草,从上、下周纹饰之间有示意性的方格纹看,它可能表现的是F19:1,但上周梳形纹一个作23齿、一个作24齿、一个仅能数出20齿中间有空白,坤卦符号有一个看得出来是七爻,其余则混乱、模糊不堪,无论与哪个彩陶钵纹饰对照,都显得过于潦草(《三皇五帝时代》446页图197:1)。王鲁昌《论郑州大河村彩陶的生殖崇拜图纹》所附大河村彩陶钵线图因太小很不清晰,根据该图上、下周纹饰以及梳纹背上有实心圆点可判断该图绘画的是F1:26,但它的梳形纹齿数与坤卦符号都很难辨析,有两个梳形纹梳齿部分中间近乎断缺,有一个梳形纹画的29齿,也与原件不合(《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45页图一)。关于大河村白衣彩陶钵纹饰的含义,吴汝祚先生认为F19:1的上部先施白衣,再用红彩绘弓形纹饰,在其下有短斜直线。这样的纹饰,与反山M12:98“琮王”上的神像形纹头部戴的冠的形态相似,也应是太阳的象征(吴汝祚《略论长江、黄河两流域史前时期的太阳神崇拜》)。王大有先生认为是“颧兜祝融部落联盟图腾徽铭及其演变略图”、“后土裔子噎鸣主日月行星行次图”、“噎鸣值月彩陶”等(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446页、455页、457页)。王鲁昌先生认为彩陶钵上的三角形、菱形都是鱼纹,他认坤卦符号的地纹“   ”为鱼骨纹,梳形纹为莲蓬是鱼类所生活的空间,鱼和莲蓬都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王鲁昌《论郑州大河村彩陶的生殖崇拜图纹》。陆思贤先生认为彩陶钵上的梳形纹是大风图,梳形纹背上的圆点纹表示鸟头,其作鲲鹏展翅之鸟形,说明鲲鹏寓言不是子虚乌有,其中也寓意夏至节令(陆思贤著《神话传说》70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这些观点差异之大,显然也是与彩陶钵纹饰没有从整体上得到认识和理解有关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正文前所附插页彩图第4页第25图为大河村白衣彩陶钵。据其纹饰结构、布局判断,该彩陶钵当为F1:26,但是它上周的梳纹为25齿,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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