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沽客散黄金，中岁连兵扫绿林。渤海名王曾折首，汉家诸将尽倾心。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喜看明时钟太尉，功名一似旧淮阴。

韩翃，字君平，南阳人，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唐大历年间（766~779年）十才子之一。他的诗多为唱酬之作。这首诗，为韩翃在平卢掌书记任上，为送别渤海入唐使王诞赴“李太守”行营而作。诗中写道：身为渤海使臣的王诞优雅，风流，武艺高强，不仅为渤海的诸王所敬服，连唐朝将军也希望与其交往。王诞是大钦茂时期派出的遣唐使节。[49]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王诞在使命达成后，没有直接按来路从登州回国，却南下徐州附近寻访“李太守”；这位“李太守”又是何人。
　　行营，是指军队长官外出作战时的兵营。唐代的徐州可比定在今徐州一带。泗水，源自山东省中部东蒙山南麓，以四水齐发而得名。古泗水沿徐州东北旧黄河河道至清江市入淮河。[50]由诗中的“徐州近”和“泗水深”等句判断，王诞前去之处当大体在今徐州附近。
　　764年，大乱初定，对于渤海而言，距离前次即755年遣使入唐已有九年之隔。由于渤海国王大钦茂在大约一年前被唐朝廷册封为渤海国王，[51]王诞一行一般被看作谢恩使。在这种背景下，王诞以他的身份，专程前往徐州，可以想见，其所拜访的对象一定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关于太守之职，《新唐书·高祖纪》载，武德元年五月甲子，“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玄宗时，天宝元年二月，“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有唐一代，郡这一建制只在玄宗时期才有。太守是郡的长官，相当于州刺史。但诗文则未必限定的那样严格。前文已经提到，平卢节度使南下之后，李正己当上了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直到781年因叛乱被免官。由此推知，764年王诞受命出使唐朝时，押领渤海的当是李正己。据《旧唐书·李正己传》：

　　（李）初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等州之地……大历中，薛嵩死，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共攻其地，得者为己邑，正己复得曹、濮、徐、兖、郓，共十有五州，内视同列，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从上述记载看，764年当时，李正己尚未拥有徐州之地，而很可能正与薛嵩、李灵曜等争夺包括徐州在内的城市，故行营也设在徐州附近。根据以上，可以推测王诞所拜访的人物应是李正己。进而推之，至少从此时起，大钦茂已经与李正己集团有了很密切的往来，李正己本传在记载他夺得五座新城之后即缀记每年买卖渤海名马一事，也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自第二代王大武艺与唐朝发生冲突以来，虽然武艺后期上表赔罪，其后继者大钦茂也曾遣使求和好，但总体而言，渤海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很正常，尽管大钦茂被唐封为渤海国王，渤海方面也并没有表现出唐朝所希望的忠顺与热情。[52]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平卢节度使南下前后出任押渤海使的军将多是高句丽遗民，侯希逸虽为“营州人”，[53]却与“高丽人”李正己是姑表兄弟。李正己一族后来又割据淄青一带，“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54]，他们虽然没有公开打出反唐的旗号，但未必忠于唐王朝，而是在不激怒唐朝廷的前提下，扩张自己的势力，建立李氏独立王国。渤海王一面遣使入唐，一面又与李氏集团频频接触，足见其外交的灵活性。这里当然有朝贡之便与登州地区互市贸易的因素，[55]但如果再考虑到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唐土政局尚不稳定，以及李正己对淄青地区的全盘控制，相信渤海对与淄青押蕃使间关系的关注，不会仅仅限于贸易上的往来，而应当有其他更多的考虑在里面。
　　李氏一族之后淄青平卢节度使与渤海间的押领关系和往来的详细情况，由于资料的欠缺，除去前面列出的事例，就不很清楚了。不过，840年春，日本圆仁由登州都督府向青州的淄青平卢节度使上书申请公验时，登州都督府出具文书的名头上即著“登州都督府牒上押两蕃使”，这说明当时押两蕃使的存在。[55]另据《唐会要》卷七九“诸使杂录下”条载，会昌五年（845年）九月中书门下调整诸道判官名额时，特别保留了淄青地区的押新罗、渤海两蕃巡官一职。又据《唐方镇年表》卷三“平卢”条，韦博于大中六年（852年）至九年（855年）间为淄青平卢节度使，[56]他在此期间曾起用孙景裕为押蕃巡官。这说明至少到大中年间，平卢淄青节度使仍继续保留着押蕃巡官这一编制，自然也证明了该地区押领渤海机构的存在。
　　据目前可考史料，终渤海之世，唐朝地方缘边府州对渤海拥有押领职能的，只有平卢节度使和淄青平卢节度使。[57]需要指出的是，史籍中未见唐朝廷对押蕃使的责任与权限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本文的有关叙述，只能是根据一些具体事例进行的推定。由于押蕃使是由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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