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开元礼》[22]，无论是皇帝纳后、亲王纳妃，还是“一品以下至庶人”娶妇，首先要做的都是“卜日”，即在纳采、问名、纳吉、纳徵、亲迎等行为之前，都要先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按照规定，“纳后”与“太子纳妃”要用“卜日礼”，即由太卜令、卜正和懂得“卜”的占者用龟来卜；而低一等的“诸王（包括一品以下至庶人）冠婚”以及“公主降嫁”，则用“筮日礼”，即由太卜令、卜正和懂得“筮”的占者用策来筮。择日时，“若上旬不吉即卜中旬，中旬不吉即卜下旬”。
除了卜筮择日外，还要占断所要娶的女子对男子来说是否“吉利”是否合适。这在《开元礼》中主要出现在“问名”和“纳吉”这二个环节里。以皇帝纳后为例，就是要先派使者到女家去，说为了占卜，要先问问你们家女孩的情况，这叫做“将加卜筮，奉制问名”。女家则向使者提供诸如家族门第、官职高低、岁数大小等情况。占卜者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占卜，如果是“吉”，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纳吉”环节，即由使者去女家宣布：“加诸卜筮，占曰从，制某也纳吉”，女家则欣喜答谢。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以皇帝纳后为例，引男女双方在纳吉礼中的对答，以见占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制文：皇帝曰：咨，某官姓，人谋龟筮，佥曰贞吉，敬顺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礼纳吉。
答文：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臣某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
纳吉以后，即进入下一个“纳徵”环节。一经“纳徵”，婚姻即告正式成立，一般就不可更改了。通过以上《开元礼》的规定，可知当时无论择日还是择偶，都以卜筮为主要方法。
但这只是礼仪中的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恐怕除皇室外，一般都不会依此行事。比如择日，前述敦煌占婚嫁文书就提供了许多非卜筮的择日法。这些择日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简便快捷。当时社会中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些简便快捷的择日法。
除此之外，最简单的占吉日还是去查现成的书。比如在当时家居实用手册的《四时纂要》中就能看到每月下都注有嫁娶的吉日凶日；在《历日》中也逐日注明了婚嫁的吉日。需要的时候只要据此一查便可知道，而不必举行复杂的用龟筮来占卜的礼仪，甚至也不需用“干合”“三合”等方法来推算。《太平广记》[23]卷二八一《樱桃青衣》条记范阳卢生与姑相见，姑欲为卢生择外甥女子郑氏妹为妻，“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这位卢生的姑姑就是通过查《历日》来选择吉日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在婚嫁时的择日方法。
选定吉日对婚嫁双方都十分重要。吉日已定而未到，不能提前结婚。《唐律疏议》[24]卷十四“诸违律为婚”条疏议曰：“虽已纳聘财，元契吉日未至，而男家强娶；及期要已至吉日，而女家故违不许者：各杖一百得罪，依律不合从离”。由此可见“吉日”即“择吉”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岁月不吉也可以成为不婚嫁的理由。唐宪宗元和八年（８１３）十二月“百僚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25]。所谓“子午之忌”就是说逢子午之年不宜结婚。《唐会要》卷八三《嫁娶》有云：“今时俗以子卯午西[26]年谓之当梁，其年娶妇，舅姑不相见”。查元和九年为“甲午”年，可见唐宪宗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当然，实际上关于立后一事宪宗有他不便说出的理由，即“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27]。以岁月不吉为借口达到不立郭氏为皇后的目的，这也是“择吉”所起的一种重要作用吧。
以上说的是占婚嫁中的择日，那么占婚嫁中的“合婚”又如何呢？
所谓“合婚”，主要是指结婚之前占断一下男女是否相合，互相有无妨害。前面讲过，《开元礼》规定的“纳吉”中的卜筮，是占断女方对于男方是否吉利，与后世所谓“合婚”似乎还有些区别。清《协纪辨方书》卷三六《辨讹·男女合婚、大利月》条言“合婚”源流云：
阴阳家言多病迂泥，术士捏造益属荒唐。而惑世诬民则未有如合婚、大利月之尤甚者。夫妇之道，人伦之始。《书》载厘降，《诗》咏关雎，未尝有合婚之说也；《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礼》曰：“仲春之月，令民会男女”，未尝有大利月之说也；即禄命之法，以人生年月日时、去留疏配推人寿夭穷，未尝以男女年月定妨妻妨夫之说也。为是说者不知其所自起，而皆托于吕才。观《唐书·吕才传》，其于阴阳术数辨驳甚详，则其为术士之伪托无疑也。
引文中说“合婚”不知起于何时，但“托于吕才”。那末唐代到底有没有“合婚”之说呢？首先我们要指出，后世所谓批八字的“合婚”法，在唐代确未出现。但唐代似仍有“合婚”之说。比如Ｐ．２９０５文书中提到的“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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