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 |
 |
时间：2009-7-24 13:55:26 来源：不详
|
|
|
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吏胥的存在与作用。
这里所说的吏胥，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官府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遵照官员命令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而不是从事杂务、厮役的一般小吏。这类吏胥两千多年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与官员在汉代只有官职高低的不同，社会地位则并无差异，由吏胥升官员没有任何歧视与限制。[47]直到两晋南北朝前期，虽然吏胥地位已经低落，地位最高的也是“浊官”，多由被士族轻视的寒族充任，但其中主要成员如三省令史等毕竟仍是流内品官。[48]由南北朝后期至唐宋，他们绝大多数又演化为流外官，即便制度上是流内八九品，在官场中仍被视为流外官，归入卑贱的吏职行列。[49]而至明清，吏胥更进一步跌落成为与官员系统（包括流内、未入流即过去的流外）完全不同、界线分明的另一特殊群体。他们由平民作为职役考取或募充，没有官品，役满后（明代规定为九年役满，清代为五年役满），除一部分人通过考核或考试出职为小官外（清代只允许充任从九品和未入流），便需退役为民，“役满不退者，……皆治以法”。[50]这和官员（无论流内或未入流）一经入仕，终身迁转，截然不同。
在君主诏敕和各级官文书的执行中，虽然起决定作用的是官员，但吏胥也不可或缺，并且原则上、制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一般说，官员特别是中高级官员，应具有较高的封建儒学、道德修养和政治、文化素质（见后），其中高官多经过长期磨练，统治经验丰富，中高级官员或适合于参与王朝决策，或适合在一个地区（如省、道、府、县）、一个部门（如部、司）充任长官或佐官，统筹全局，负责根据律令、诏敕内容结合本地区和本部门具体情况作出决断，将律令、诏敕付诸实施。由于各地区、各部门情况千差万别，律令、诏敕内容又往往多样、复杂，这种决断若没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和统治经验，是无法符合统治利益的。也就是说，这种决断一般只有官员方能作出。
可是仅有官员，统治机器仍无法运转。因为如前所述，以君主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必须通过颁布诏敕、官文书指挥全国各地政务。越往后代，这些诏敕、官文书数量越庞大，而且千头万绪、千差万别，涉及税收、司法等等方面。如在宋代，“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51]以至有关官员“摇手举足，辄有法禁”。[52]直到清代，群臣依然在呼吁“中外簿书太繁”。[53]对于这些“法”，各级官员必须严格遵守，无论作出任何决断，都不允许与之抵触，[54]否则将受上司驳斥、惩罚。然而，实际上对这些“法”，官员又绝对无法全面掌握，以至如叶适所说，即使官员精明能干如伊尹、傅说，也“仍为不晓”。[55]除了细密、烦琐，官员特别是长官，以一人之身势难周知外，[56]还因为官员，特别是中上级官员不能久任，需要经常调动。[57]]其所以如此，从积极方面说，是为了培养、锻炼官员作为通才的统治本领。这就是叶适说的：“一人之身，内外之官无不遍历，较之以资，取之以望，然后其大者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为侍从之官。其人既已周旋众职，详练世事，……其人尚德而寡过，……是故可以造居通选而无疑。”[58]同时也符合封建士人希望不断升迁、飞黄腾达的心理。从消极方面说，经常调动，是为了防止官员久任，容易与所任地区、部门形成不正常关系，有害于政务。[59]特别是对地方最高级官员（如清代总督、巡抚）来说，则还有防止久任以形成割据的作用。归根到底，全由封建统治利益决定，是长期形成的统治经验。然而这样一来，这些官员对所历地区、部门之各类文书，便只可能有一个概括、原则的了解，势难全面、细致掌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自古以来便设置了吏胥。所以清陈宏谋说“有官则必有吏”，宋叶适则说吏胥“虽尧舜不能废”。[60]
吏胥的作用为何？就是“行文书，治刑狱、钱谷”。[61]这主要是就地方之吏胥而言的。如果再概括一点说，那就是“处官府，职簿书”。[62]关于吏胥“行文书”或“职簿书”之职责，其与官员决断的相辅相成关系，从唐律可看得很清楚。《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同职犯公坐”条规定：“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这里的前三“等”为官，而主典则是吏胥。所谓“各以所由为首”，就是说这四“等”官吏在处理一项事务（刑事、钱谷等）出错时，都有责任，但谁的环节首先出错（“所由”），谁就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唐代官府处理一项事务，一般说有四道程序。最早开始的也可以说是基础的一道程序，是在官员指挥下由主典将涉及这一事务的有关资料（情况、问题所在等），以及处理这类事务应适用的法律条文、判例收集齐全，提供官员参考、决断，这就叫“检、请”。[63]然后由判官、通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