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知录》卷九《守令》，卷十六《拟题》。
[2]连君主的行动也有法的约束，只不过如果他要摆脱，可以随意摆脱，这是君主专制的特点。参《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3]《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三《官法上》。
[4]《清经世文编》卷十二卢崇竣《法令应归简易疏》便说：“国之大弊在于法令繁多。……夫一法立则一弊生，故法愈多而弊愈滋。”
[5]以刑法为例，早在西汉已极繁密，极便有关人员上下其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成帝诏：“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汉武帝时，法令相互矛盾，“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后代律条虽渐减少，但“例”（明、清）大量增加，情况还是一样。如清代“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辗转纠纷，易滋高下”（《清史稿》卷一四二《刑法志一》）。此亦“人治”反映之一。
[6]参《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7]《经筵留身面呈四事劄子》，载《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8]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总论朝廷之政》。
[9]《胡宏集·中兴业》“官贤”。
[10]《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
[11]《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七《官职仪制·宰相上殿命坐赐茶》。
[12]明清内阁阁臣、军机处大臣基本上是秘书咨询官员，但在君主倦勤，懒于过问政事时，由于当时特殊制度的决定，实际上又等于宰相。此处不具论。
[13]《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14]《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八》按语。《册府元龟》卷五五二称翰林学士等“词臣”有“献可替否，弼违箴阙”之责。
[15]参《历代职官表》卷十九。
[16]《春明梦余录》卷二五：“本章者，臣工所以代面对而陈其衷悃也。一经圣断，大政大法于是寄焉，事綦重也。”《唐律疏议》卷九《职制》：“其奏抄御亲画闻，……理与制书义同。”
[17]《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18]《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这一职权，有似于以往的奏前平审。
[19]在内阁票拟之后往往还有一些程序，如先经“部议”，然后题复等。此处从略。
[20]《春明梦余录》卷二五。
[21]《明经世文编》卷三二四《陈六事疏》。
[22]《清经世文编》卷九《请诏令宜信疏》。
[23]《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安传》。
[24]参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5]参《明律·吏律·公式》。清律同。
[26]《清经世文编》卷二二《吏政八·申饬陕属不阅文稿檄》。
[27]《庆元条法事类》卷四《职制门一》。
[28]清律文字全同。《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此条下注释说：“其事皆严重，应合奏闻”。
[29]此条见《明律·兵律·军政》。清律同。
[30]《唐令拾遗·赋役令》第十一条。
[31]《明会要》卷五四《食货二》。
[32]《清律·吏律·公式》。
[33]以上分别见《唐律疏议》卷十《职制》、《清律·吏律·公式》。
[34]以上参《春明梦余录》卷二五《六科》、《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35]《新唐书》卷一一五《狄兼谟传》。
[36]《通典》卷二一《职官三》。
[37]《文献通考》卷五十《职官四》。
[38]欧阳修《上范司谏书》，见《宋文鉴》卷百一三。
[39]《谏院题名记》，见《宋文鉴》卷七九。
[40]《新唐书》卷一五二《李绛传》。
[41]《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答吕新吾方伯》。
[42]所以历代可据此原则判定是非，如金代陈规上疏，指责当时不重“谏官御史”，“或兼他职，或为省（尚书省）部所差（指从事行政杂事），有终任不觌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因而建议谏官御史“不许兼职及充省部差委”。见《金文最》卷十七《条陈八事疏》。另一方面，据此原则，台谏官也不应过问具体行政事务，明给事中刘斯  就曾上疏说，御史谏官“于兵、刑、财用之属，惟察其举否，而白简绳之（指如不胜任，予以弹劾）庖祝不相代也”。指责当时御史谏官“任者少，而（就兵、刑等事）议者多，章满公车，强半借条陈（行政之事）为职掌（御史谏官之事）矣。”认为此“不可训”。见《春明梦余录》卷二五。
[43]详参《魏晋南北朝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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