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2886）记述修筑直道一事，是将铺设直道与修建万里长城并列，明确显现出直道的修筑，与秦北方边防体系的建设，具有直接关联。
[2]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35～453。
[3]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4]《光明日报》1984年8月19日第2版《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的国防工程故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
[5]王开《秦直道新探》，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页11~21。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页73～76。《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6月24日《陕北发现秦直道遗迹》。
[6]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原刊《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页101～116。
[7]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刊《文博》1988年第4期，页15～20。
[8]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55～499；又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再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俱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500～515，页516～520。
[9]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辑，页89～105。
[10]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陕西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上册《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页74～75。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12]《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8。
[13]《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6～2567。
[1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6。
[1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4～265。
[1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70。
[17]别详拙稿《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拟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53。案此点参考了王子今在鄂尔多斯东胜“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2005年7月27日至30日）上提交的论文《秦直道的历史文化关照》。
[19]《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案《汉书·地理志》记西汉五原郡乃“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又秦汉郡名往往与郡治所在县相同，如九原郡的邻郡云中郡，治所即设在云中县，据此推测，汉五原郡治九原县，应是由秦朝沿袭而来，即秦九原郡治九原县。
[20]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78。
[21]今本《三辅黄图》（北京，中华书局，200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本）卷二，页138。
[22]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本影印清毕沅刻本）卷四“宫室”二，页93。另外，《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正义》引《关中记》（页2409），说法也比较接近。
[23]《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京兆府云阳县，页10。
[24]今本《三辅黄图》卷二，页143。
[25]如今本《三辅黄图》卷六，页376。
[26]《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页2909。
[27]《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唐颜师古注，页1263。
[28]《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页2902。
[29]《元和郡县志》卷一，京兆府云阳县，页12。
[30]《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二“甘泉宫”条，页42～43。
[31]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3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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