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63]

这里所提到的一部分地名，如泾、渭二水，自然算不上险阻，但甘泉、谷口两地，却应当是指秦国在其腹心地域关中平原北部赖以“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的要害之地。因为稍后在秦王政秉政时，燕太子丹父鞠武，更明确地对燕太子丹谈到，秦“北有甘泉、谷口之固”[64]。“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样的战略要地，又可以称之为锁钥之地，也就是出入的门户。因此，谷口与甘泉两地，肯定是与重要的交通道路具有关联。
　　谷口又作瓠口，即郑国渠浚引泾水引水口所在的地点[65]，是泾水即将流出陕北高原而进入关中平原之前的山口，也就是说，它正控扼着泾水谷地通道。由关中平原特别是咸阳城所在的核心地带北出，泾水谷地，是最重要的一条川谷通道，谷口成为关中北部的攻防要地，原因即在于此。
　　利用河川谷地开辟通道，是大多数地区的普遍做法。但是，正如史念海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陕北陇东黄土高原地区，由于其独特的黄土原、梁地貌，使得当地在开辟交通道路时，除了利用河川谷地之外，还常常选择在黄土原面或是梁面上修筑道路。渭河北岸的泾水与洛水两大支流之间所间隔的子午岭，据史念海考察所见，其南段，为土石山区，但山脉主脊，却很平坦，“并没有倏高忽低的现象”；其北段，为“黄土梁状丘陵”，应是以黄土梁或黄土原为主，地形更为坦夷。显然，这道山岭，很适于开辟成为进出关中腹地的南北通道，而甘泉宫所在的甘泉山，则属于子午岭的南端部分，是控制这条通道的关键地点。这就是甘泉山或者甘泉宫成为关中北部要隘的地理因素。
　　显而易见，在谷口与甘泉南侧的关中平原，不论攻守，都要倚重这两处要塞之地。对于防守来说，对手一旦越过甘泉和谷口，突入关中平原，通行就不再有地形限制，可以肆意畅行；对于进攻来说，由于关中平原内部往来便利，不仅仅局限于都城咸阳，关中各地的兵马和军需物资，都很容易集中到这里，再向北进发或者是转运。
　　正是基于甘泉的重要战略地位，就在修筑直道的同时，秦始皇向云阳县内大规模移民：

　　（秦始皇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66]

也是在这同一年内，除了征发劳役，修筑直道以外，秦始皇复又调集“隐宫刑徒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67]，人力应当非常紧张。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还是移民五万户到云阳，并免除其十年赋役，这应是缘于直道建成后，甘泉战略地位又将大幅度提升，朝廷不能不设法增强当地的实力。因为类似的措施，也见于直道北端的九原。一年之后（即秦始皇三十六年），秦廷复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68]。所谓“北河榆中”，即包括九原县所在地区在内[69]。这两次移民，应包含有相似的用意。

三、汉唐间其他相关记载与直道的复原

　　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东汉时成书的《汉书·地理志》，在北地郡属下，列有两个县名，前人往往以为其得名与直道有关，并将其用作探寻直道走向的依据。这两个县名，一个是直路，一个是除道[70]。
　　除道县位置不详。另外，秦汉时期在边地异族聚居区所设县级政区，是以“道”字为通名，即所谓“有蛮夷曰道”[71]。北地郡为汉戎杂居的边郡，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即别有略畔道、义渠道两个“道”[72]。所以，北地郡除道之“道”，也有可能只是这样的县级地名通名，而并不一定是与具体的某一条道路具有关联。这样，在目前情况下，“除道”这一地名，还不宜用作确定直道走向的依据。
　　从字面上看，直路县的得名，很可能与直道有关。现在比较通行的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直路县于陕西富县西侧的洛河支流葫芦河畔[73]。这样绘制，似乎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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