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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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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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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关。徐广很可能是将这里所说“复居甘泉宫”的人，连上文理解为皇太后；今中华书局本《史记》之点校者，似亦同样理解此文，所以，在“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句下，逗而不句。按照这样的理解，秦王政迎接其母皇太后，乃是入居咸阳之甘泉宫。
可是，甘泉山不在咸阳城近旁，若太后所居之甘泉宫是在距咸阳三百里远的甘泉山上，就很难解释秦王政特地迎接其母由雍而返回咸阳的记载；而若将甘泉宫视作 “咸阳南宫”，则显得似乎比较合乎情理。因此，南宋程大昌复发挥徐广此说，谓：“秦时咸阳跨渭南北，则此宫在不在渭北之咸阳，而在渭南之咸阳也。”[40]今徐卫民复引据出土之秦“南宫郎丞”封泥，与徐广所说的“咸阳南宫”相印证，试图证实“秦甘泉宫又名咸阳南宫”[41]。
要想确认秦甘泉宫座落在甘泉山上，就不得不花费一些笔墨，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等记载，秦王政母在这次返回咸阳之前，居于雍城（今陕西凤翔附近），是因为此前在秦王政九年，她与吕不韦、嫪毐的私情败露，嫪毐“矫王玉玺及太后玺”以发兵叛乱，嬴政平定事变后，“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嬴政本来想一同杀掉丞相吕不韦，但“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所以，才“不忍致法”[42]。
为吕不韦充当说客的“宾客辩士”，大多应是吕氏门下豢养的食客。史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撰著《吕氏春秋》，即“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而成书[43]。当时秦国文化，远较关东落后，观商鞅、甘茂、范睢、蒙驁、荀况、蔡泽、张仪、韩非、李斯、尉缭等关东士人，皆入秦以谋取权位，而未闻秦国有士人得以游食于关东，可以推测，吕不韦所招徕的三千食客，大多也必然出自关东列国。
吕不韦招致这些客卿，并不仅仅是要赖其著书立说，而是想要利用他们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欲以并天下”[44]。显然，这批人绝非仅仅是一些徒事空谈的游说之士，其间很多人应当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秦始皇在诛除嫪毐时，释吕不韦而不杀，所谓顾念其“奉先王功大”，只是表面上的说辞；其真实的原因，应是顾虑吕氏门下豢养的这些“宾客辩士”。身份卑微的嫪毐，因借重太后的权势，竟蓄有“家僮数千人”，此外，尚有“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馀人”[45]，骤然除之，已非易事，当时嫪毐抢先发难，险些得逞[46]，若再同时诛除把持朝政将近十年的吕不韦及其党羽，难免会有不测。所以，秦王政才不得不对吕不韦暂时隐忍不发。
待到局面稍稍稳定之后，秦王政便在第二年（秦王政十年），罢免吕不韦的相位，同时放逐其离开京城咸阳，去往河南的封国。正因为已经将心腹大患吕不韦逐出都城，秦王政这才听从齐人茅焦的劝告，准备迎接其母回京。吕不韦本人，虽然已经远离京城，但是他所豢养的大批门客，却仍然是威胁嬴政的重大隐患，太后回到咸阳城后，这些人仍有可能串连太后，犯难作乱。
在这种情况下，为预防不测，对于秦王政来说，暂时避居于都城附近的甘泉宫中，应当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选择。此前嫪毐拟发兵反叛时，嬴政即因正居住在雍地的祈年宫内，从而得以从容调度人马，在咸阳城中先发制人，一举粉碎叛乱。与祈年宫相比，甘泉宫更接近咸阳，便于进退回旋，控制局面。
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复居甘泉宫”，应当是讲嬴政，而不是其母皇太后；而所谓“复居甘泉宫”的“复”字，早已有人指出，正是相对于此前秦王政离开京城所居之祈年宫而言[47]。另外，句法上看，若是将“复居甘泉宫”一句话的主语，理解为秦王政，那么，这句话上承“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下连“大索，逐客”，都是以“秦王”二字为主语，文句也最通顺。
这样一来，即使徐广所说的太后入据“咸阳南宫”，确是别有善本可据，它与秦王政本人复居于云阳甘泉宫一事，也并没有什么抵牾。
嬴政在把太后接回咸阳、自己避居甘泉宫后，随之即下达逐客令，大肆搜索驱逐关东客卿。过去论述秦王政颁布逐客令的原因，一般都是沿袭《史记·李斯列传》的说法，谓因韩国派遣水工郑国为间谍，鼓动秦国开凿水渠以疲秦，使其无力东顾，秦人觉察后，“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故秦王政始有逐客之令[48]。郑国阴谋的败露，固然是触发秦人全面逐客的直接契机，但联系前面谈到的政治背景，秦始皇下达逐客令的深层动机，恐怕应该是趁机剪除吕不韦的党羽[49]，譬如逐客令下达后上书谏阻嬴政改变对待客卿策略的李斯，原本就是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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