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所说由甘泉沿子午岭西北行再转趋东北以至九原；一是由甘泉东北行经上郡再北趋九原。不过，在王北辰看来，则似乎只有后一种走法，也就是说这是一条唯一的干道。
王氏提出在直道开通之前，九原与甘泉之间就会有道路相通，这一点很有意义。不过，前面在论述甘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时，已经谈到，战国时秦“北有甘泉、谷口之固”的说法，即已表明甘泉很早就是关中北侧的门户之地。只是当时交通道路的形式，与后来的直道应当有所差别。
不论是南入关中，还是北出关中，在直道开通之前，在甘泉北面的游牧民族控制区域内，恐怕更多地是骑行或是步行，而直道是修筑在秦朝国境之内的战略通道，除了步、骑之外，更多的是还要满足车行的需要，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受地理条件制约小、易于开辟，也易于根据实际交通需要而另辟分支或是改变路线；后者受地理条件制约大，修筑困难，一旦建成，轻易不会改变。在秦始皇修筑直道之前，由甘泉北出的这类仅供骑行或是步行的通道，恐怕不止一条，会有很多分支。所以，不宜据此来揣测直道的经行地点。况且秦人据有上郡之地是在秦昭襄王三年[97]，亦即赵武灵王二十二年，而赵国开拓云中、九原，是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98]，赵武灵王要想达到袭击秦国的突然性并获得更好的战果，避开上郡，从九原直接南下，以袭击关中，恐怕也是一种很合理的选择。总之，赵武灵王的南下路线，并无助于确定直道的走向。
前人在研究中提到的间接推测，还有很多，但更为缺乏实际联系，这里便不予详细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史念海认为，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等地的大道，才是赵武灵王南下时行用过的旧有道路，也是秦始皇在全国所建驰道网的组成部分。驰道修筑于始皇二十七年，直道修筑于始皇三十五年，秦政虽苛，亦不致于这样频繁地施工于同一条道路，因而，经过上郡肤施的这条道路，肯定与直道无关[99]。
赵武灵王的南下路线，现在还无法确定，对此，上文已有论述；而秦始皇驰道网络的构成情况，则在文献当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述及此事时，只记有 “治驰道” 寥寥三个字[100]；《汉书·贾山传》迻录贾山《至言》，对此记述稍详，乃谓：
（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讬足焉。[101]
但据此仍然无法弄清驰道网络的具体构成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所建驰道网络，是否包含咸阳－甘泉－肤施－九原间道路在内，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因而，也不宜依据这一点，来绝对排除直道经行肤施的可能。
上郡及其治所肤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经由此地连接九原、甘泉乃至咸阳的南北通道，是一条相当重要的道路，而目前所知秦汉时期往返于咸阳、甘泉与九原之间，途中经行地点明确的历史活动，都是经由上郡，如前文所引述之汉武帝元封元年年初自云阳北历上郡而至五原、朔方，复又途经桥山返回甘泉的记载，即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在确定直道的走向时，还是需要充分考虑经行上郡肤施一带的可能性。
五、结语：直道遗迹的保护与考察在直道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以上对有关直道文献记载的分析，反映出直道南端起始于甘泉，是以甘泉至咸阳间的已有道路为基础，这条道路的南端起点，实质上应是咸阳。根据唐代以前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目前只能完全肯定直道乃是连同云阳（甘泉）和九原两地，但是，这两地之间，具体究竟怎样连接，并没有特别可靠的证据，足以复原。史念海主要依据唐代文献记载对直道路线所做的复原，亦即西线方案，反对者并没有能够提出有力的文献依据，所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可信的说法。
但是，由于这些唐代的记载，年代偏晚，其可信性远不如《史记》、《汉书》这类早期记载，而秦汉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活动，又反映出另有一条途经上郡治所肤施一带的南北干道，可以承负与直道相近的交通功能，《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其为秦始皇直道。因此，最终确定直道的走向，还不宜将其弃置不顾；也就是说，目前还不能轻易排除东线方案存在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切实保护好已经得到学术界确认的秦九原和甘泉宫附近的直道遗迹，再以此为参照基础，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对比考察中间地段的直道遗迹，辨识其在道路规制、施工技术以及内含文物的异同，就成为最终确定直道走向的关键措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有人折中诸说，以为直道并存有东、西两条支线[102]，这种看法，与《史记》等书关于直道乃是在九原、云阳之间“直通之”的记载相背戾，似乎不宜依此思路，来看待直道的走向。只有扎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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