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有沮水发源于直路县西，东流汇入洛水[74]，而《水经·沮水注》记述沮水的流路，其下游乃是流经汉高祖刘邦之太上皇陵后，汇入郑国渠后，再东流汇入洛河[75]。
汉太上皇陵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面与富平县交界处[76]。符合这一记载的河流，应当是今石川河上游之沮河。史念海推测，沮水源头应当在今陕西耀县西北柳林镇的西北[77]，所说大体可从。这一地点，南距甘泉宫不远。沮水源头和直路县的具体位置，虽然还可以再进一步仔细斟酌，但绝不会轶出于这一范围很多。依据《水经注》的这一记载，将直路县的治所，拟定在甘泉宫北侧不远的子午岭东坡，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根据直路县的所在，只能推断出直道由甘泉宫北上后起初是沿子午岭延伸，而甘泉宫的位置所在，决定了直道在这一地段，只能如此行走，这几乎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证明的问题。
这样看来，仅仅是除道和直路这两个西汉时期的县级政区名称，并不能为复原直道的路线，提供多少有用的证据。
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明确记述直道经行地点的文献，已经迟至唐代。这也是史念海在复复原直道的走向时，所得以利用的直接史料。唐代文献中的这种相关记载，只有两条。一条见于贞观年间编纂的《括地志》，一条见于元和年间撰著的《元和郡县志》。
《括地志》原书旧已佚失，这条记述见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征引。张守节在疏释《史记·匈奴列传》所记秦始皇修筑直道一事时释云：
《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78]
《元和郡县志》在宁州襄乐县下记曰：
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五）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79]
史念海研究上述记载后指出，唐襄乐县即今甘肃宁县襄乐镇。襄乐镇东侧的子午岭地段，距秦甘泉宫旧址，至少要有七、八十公里远，方向已稍向西北偏移。史念海复又指出，唐华池县即今甘肃华池县的东华池镇。这里离开秦甘泉宫旧址已经有一百四十公里上下，而且方向已是明显趋向西北，直道若果真已经延伸到这里，从地形上判断，似乎理应沿泾、洛二水的分水岭继续向西北延伸，不大可能再由此转向正北或是东北方向。这两条史料，应该是史念海复原直道走向最重要的依据[80]。
单纯从文献学角度看，唐人在编纂《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完全可能拥有东汉以来的文献作资料依据，这些文献，来源有早有晚，其可信性有大有小，唐朝的编纂者既然没有注明，现在已经无从一一辨识。假如没有其他与此相违异的史料，完全可以依据唐朝人的记载，来复原相关秦汉地理内容。
另外，附带在这里举述一条明末清初的史料，作为佐证，来补充证实《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的记载。若干年前，曾见有明末清初人文应熊（字平人）伪撰之《古乐经》一书，书中有文氏自序云：“寒族名曰直道，隶三水之西原六里许。”[81]依此，明代三水县亦即今旬邑县西侧，当时仍存有直道这一地名（当然，以“直道”地名，作为这一文氏家族支派的名称，来源可能更早），说明秦直道很可能经过这里。这里比东线方案所定直道由甘泉北行转而东折的地点“石门关遗址”，要偏向西北约50里左右[82]，表明在“石门关遗址”东转的直道复原方案，并不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
不过后来有些人在研究直道问题时，提出战国秦汉间有些历史活动，涉及到直道，而这些活动反映出，上述文献所记载的直道走向，不尽可信。因此，依此复原的直道，是否合乎历史实际，就还需要通过相关历史活动的检验。
四、战国秦汉间相关历史活动与直道的走向
研究者用以论述直道走向的历史活动，从战国，到西汉武帝时期，前后共有许多次，但是，其中史籍明确记载是经行直道的事件，只有两次；其他事件与直道的关联，完全出于研究者的推测。尽管如此，提出这些问题，仍然具有一定学术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复原直道的路线，而且会加深对直道性质的认识。
史籍中明确记载经行直道的两项事件，前面第一节在论述直道确实筑成并曾在秦汉两朝行用时，都曾经引述过，即秦始皇死后胡亥等经直道返回咸阳，以及汉武帝时司马迁由北边经此路进入都城。
秦始皇死后胡亥、赵高、李斯等密不发丧，伪装始皇健在，循直道返回咸阳，是一项很耐人寻味的事件。嬴政病故之沙丘，位于今河北巨鹿、广宗一带，按照正常的情理，本应由此循太行山前大道，转经函谷关，返回咸阳（或者是西越太行山，取道蒲坂，西入关中）；可是，胡亥等却舍近求远，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沿北边代郡、雁门、云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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