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诸郡，经过直道，回到都城。对此，前人一向没有合理的说明，最近程龙撰文，始阐释清楚胡亥等人的意图，是想借此稳定和控制秦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北方边防军，以扫清其篡位的障碍[83]。
当时，统领秦朝北方边防军的主帅，是名将蒙恬，太子扶苏监军，其行辕俱驻于上郡。胡亥等在抵达九原之前，持伪造秦始皇玺书，遣使者至上郡，赐二人以死，结果扶苏自杀于上郡，蒙恬被拘捕并杀害于上郡郡治肤施邻近的属县阳周[84]。今王北辰等据此以为胡亥等所经直道，亦应经过上郡之阳周一带[85]。
秦上郡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南侧的无定河畔，阳周县在今陕西绥德西侧的大理河畔[86]，这两个地点，都比史念海复原的直道路线，要偏东很多。不管直道是经过肤施，还是阳周，都与史念海所复原的直道路线，相差很远，二者显然不能兼容并存。
虽然蒙恬驻扎上郡，但这里只是北方边防军的指挥中心，而不是兵力布防的重心。秦北方边防军，应当主要驻守在九原、云中等边郡上。程龙在研究中已经指出，胡亥、赵高等人在抵达代郡之前，已经得知他们逼迫扶苏自杀得逞；蒙恬也被按照他们的指令，囚禁在狱。这时，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已经被胡亥等更换为蒙恬的裨将王离。所以，胡亥等只要假冒秦始皇的名义，巡行沿边诸郡，就可以起到威慑这支军队的作用，并不是非到上郡去走一遭不可。
假若史念海复原的直道路线准确无误，那么，在已经实现预定的图谋之后，走这条可以尽量避开沿途郡县官员耳目的道路，尽快返回咸阳，应该更符合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的愿望。当然，反过来看，胡亥等人所走的“直道”，也完全有可能就是这条道路。
这样看来，胡亥、赵高等由九原经直道南下咸阳的具体路径，完全不清楚，它并不能为复原直道的路线，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西汉时司马迁经行直道一事，《史记》中的记载，叙述更为简单，如前列引文所见，原文只是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王北辰等人以为，司马迁此行，应是在元封元年陪侍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继以北巡；而汉武帝此番巡视北边，是“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87]，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桥山黄帝陵本在囚禁蒙恬的上郡阳周县[88]，所以，王氏推断，直道一定是通过这一带来连接甘泉与九原[89]。
今案元封元年汉武帝巡行北边，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年初十月间，“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威震匈奴”。就是在这次回师时，途中祠黄帝于桥山，并经此归于甘泉。第二次是在半年之后的这一年四月，在登封泰山之后，“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90]。
司马迁陪侍汉武帝自直道归还，如果只是在第二次东封泰山之后，那么，关于汉武帝这次巡行由九原南返的路线，文献中也只有自九原归于甘泉的记载，并没有提到中途经停的任何地点。也就是说，司马迁虽然亲身走过了这条直道，但是，根据留存至今的文献记载，仍然只能知晓直道南北两端的端点甘泉和九原，他的这次经历，并没有能为确定直道的具体走向，留下更多的资料。
汉武帝东封泰山时，司马迁刚刚奉命出使西南归来。这次出使西南，乃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91]，已至今云南中部，路途遥远，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估计司马迁在这一年年初就应当已经出发，不大可能另有时间在年初十月间随汉武帝巡历上郡诸地；而司马迁随侍汉武帝封禅泰山并随之巡行海上，则见于太史公本人自述[92]，由此可以论定，司马迁随侍汉武帝“适北边，自直道归”，只能是在这次从泰山返回咸阳之时[93]。这样一来，便依然无法依据汉武帝和司马迁这次行程，来复原直道在途中的经行地点。
下面再来看看已有的间接推测，是否合理。
文献中最早提到的相关历史活动，是战国时赵武灵王曾试图由云中、九原南袭秦国。赵武灵王于二十七年，传位于子，此即赵惠文王，而赵武灵王本人则自号主父。《史记·赵世家》记载：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自诈为使者入秦。……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94]
王北辰认为，联系苏秦与张仪游说燕王时所述秦人会取道云中、九原以攻燕的说法[95]，赵武灵王由九原南下秦国这一事件，说明直道并非蒙恬凿空开辟，早在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前，在咸阳至九原之间，即已有直通的古路，所谓直道，不过是对这条古路的修治而已，而后来汉武帝巡历北边，往返于九原、甘泉之间，同样也是通过这条道路[96]。
前述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巡行北边，自云阳北历上郡，以及这次回师时，经桥山而至甘泉，说明在甘泉与九原间，似乎大致有两种走法，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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