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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国号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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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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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陈述先生谓辽太祖国号契丹，就是依据的这条史料。不过像《契丹国志》这样一部来历不明的书，它的记载是否可靠，不能不令人怀疑，所以蔡美彪先生就不取此说，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辽太祖“建契丹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太祖建国时必定就已创立了国号，断不会等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才始创国号大辽。[6]
其实《契丹国志》中还有一处有关太祖国号的记载，过去都被人们忽略了，该书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云：“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那么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号，究竟是“契丹”还是“大契丹”呢？这需要提供可靠的证据。我从辽朝的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的文献史料中找到了以下6条证据。
（1）《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起首的几句是“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云云。石敬瑭被册立为帝，是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的事情，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涉及辽朝国号时间最早的一条文字材料，但这条材料存在着一点疑问。根据《辽史》的记载，后唐清泰三年丙申应是天显十一年；在五代及北宋文献中，辽朝纪年往往有误，其中天显纪年即比《辽史》的记载要晚两年，所以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为天显九年。但这篇册文既然出自辽人之手，照理说不应当有纪年的错误，估计也许是后人误改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五代史》只是一个辑本，上面那段引文辑自《永乐大典》，几经辗转，恐怕难免有误；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又都不载这篇册文，故亦无从考校。
（2）近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辽《耶律羽之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7]耶律羽之葬于太宗会同五年（942年），这是迄今出土的石刻材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最早记载。
（3）据陆游《南唐书》卷一五《契丹传》载，南唐中主李璟保大九年（951年），遣公乘镕出使契丹，“既至而契丹乱，兀欲被弑，弟述律遗元宗（即李璟）书曰：‘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大唐皇帝阙下：……’”云云。这是辽穆宗于应历二年（952年）春致南唐国主李璟的一封国书，书中自称“大契丹天顺皇帝”。
（4）辽应历五年（955年）《陈万墓志》，首行题“大契丹国故前使持节涿州诸军事……陈府君墓志铭并序”。[8]这方墓志据称建国前出土于辽宁省彰武县，曾被辽宁省博物馆李文信先生误判为膺品，后经阎万章先生撰文考证，断定它确系辽代墓志。[9]
（5）辽保宁二年（970年）《刘承嗣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故左骁卫将军……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10]此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
（6）辽保宁十一年（979年）《耶律琮神道碑》，首行题“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功臣……耶律公□□□铭并序”。[11]耶律琮墓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以上6例都是在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称“大契丹”之前所使用的国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的4件辽代石刻材料，它们非常确凿地证明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辽太祖建国时确实创立了国号；第二，辽太祖创立的国号是“大契丹”而不是“契丹”。实际上，在目前见到的包括辽朝各个时期在内的所有汉文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一例以“契丹”作为国号的。
三、双重国号制：“大辽”与“大契丹”并称
根据《辽史》的记载，“大辽”国号创立于公元947年。太宗会同十年（947年）正月，辽灭后晋，太宗“备法驾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12]对于《辽史》的这一记载，人们历来深信不疑，至今仍被视为定论。
但是，在五代及宋朝方面的史料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这种说法的最早记载，虽然辑本《旧五代史》中没有这段文字，但我估计很可能是原本的阙佚所造成的结果。《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也说：“天福三年，改元曰会同，国号大辽。”在五代及宋朝史料中，均以后晋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为辽天显十一年（是年实为天显十三年），故《东都事略》的记载与《新五代史》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些宋代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稍有出入，《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下记述说：“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契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上）袭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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