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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国号考释

时间:2009-7-24 13:55:44  来源:不详
史料当作何解释呢?天显十一年(936年)十一月,辽太宗在晋阳立石敬瑭为帝时,后唐遣张敬达率军来攻,同时又命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统兵应援,结果张敬达兵败晋阳,赵氏父子遂降于辽,自此以后,幽州实际上就已在辽的控制之下。“明年,德钧卒,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17]我想,幽州既然在天显十一年(936年)冬就已归属于辽,且石敬瑭又已许愿割让燕云十六州,辽朝完全有可能在次年正月就将幽州改为南京,等到会同元年(938年)交割燕云十六州后,大概才正式宣布升幽州为南京,同时确定上京、南京、东京三京制度。
  天显十三年(938年),石敬瑭已经取代后唐成为中原之主,石晋政权也已基本巩固,于是遣使向辽太宗和述律太后上尊号,并将燕云十六州正式交割给辽朝;与此同时,辽朝改元会同,──这个年号是很值得玩味的,它意味着“蕃汉一家”。[18]在改元会同的同时,建立“大辽”国号,这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辽史》没有记载会同元年建号“大辽”一事,就对宋人的记载加以否认。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辽朝历次更改国号的事实,不都是依据宋代文献而得出的结论么?
  关于“大辽”国号的取义,一般认为源之于辽水。《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云:“(金朝)以本土名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太宗为何要“以辽水名国”呢?在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中,潢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9]辽水就是潢河和土河合流后的名称,用“大辽”为国号,是否也寓有“蕃汉一家”的意思呢?
  既然肯定大辽国号的建立是在会同元年(938年),那就得对《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947年)“建国号大辽”的记载重新做出解释了。关于会同十年的改号大辽,中原方面的记载与《辽史》是有所不同的,新旧《五代史》都说是“改晋国为大辽国”,[20]《资治通鉴》卷二八六谓“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说“下制以晋国称大辽”。除了《通鉴》的说法比较含糊之外,另外三部史籍的意思都很明白,分明是说把晋国也改称为大辽,而不是说始建国号大辽。
  以上只是就文献记载所作的分析,从石刻材料来看,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使用“大辽”国号的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出土于北京的《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21]其铭文镌于世宗天禄三年(949年)。由于辽朝前期的石刻材料很少,迄今尚未见到会同十年(947年)以前使用“大辽”国号的碑刻,要想使“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得到确凿的证明,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石刻材料的发现。
  关于“大辽”国号,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谜需要破解,这便是“大辽”与“大契丹”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历来认为,“大辽”与“大契丹”这两个国号是一种替代关系,不管是会同元年(938年)改号大辽,还是会同十年(947年)改号大辽,都无非是以“大辽”代替“大契丹”罢了。但是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学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冯家昇先生的《契丹名号考释》一文,虽然主要是考证“契丹”一词的语源和语义,但也涉及到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其中在谈到“大辽”与“大契丹”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推论:“然则辽与契丹究有何分别乎?余以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元’指蒙古治下之中国本部,‘蒙兀’则兼含东亚一大国。……太宗灭晋建号辽,盖指治下之晋土也,后弃晋北去,中道而殂,嗣主遂以‘辽’施于南京路。而‘契丹’为漠北诸族所称,自若也。……故知辽之为国号,犹元之为国号,指对治下之汉人言之也。”[22]前面说过,冯家昇先生对会同元年建号大辽说持保留态度,所以他以为太宗灭晋后始建大辽之号,后因弃守中原,世宗遂以“大辽”国号用之于燕云汉地。撇开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不论,提出“大辽”为辽朝专用于汉地的国号,冯家昇先生是第一人。
  另一位辽金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姚从吾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50年代初,姚先生在台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下述看法:辽朝“是契丹族在汉地建立的新国家”,是太宗灭晋后“正式宣布的”,“因此‘大辽’应当是汉地新朝的通称,而不通行于契丹本部。至于‘契丹’,则是在汉地有时可与‘大辽’并用的”。[23]这种说法与冯家昇的推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60年代初,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也曾发表过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在解释《辽史》何以会漏记圣宗、道宗两次更改国号的原因时这样说道:“显然,在使用‘大辽’这样一个汉化的国号时,同时仍在正式使用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国号,因此国号的改变即便是确有其事,也不必过分重视。我甚至以为,当时的契丹人对于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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