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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国号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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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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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其中第三个原字的音值为[i]，已经得到反复验证；在突厥文鄂尔浑碑铭《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中，“契丹”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为Qitay，[56]又《黑鞑事略》将哈喇契丹（西辽）译作“呷辣吸绐”，都表明契丹语中的“契丹”一词是以前元音[i]收尾的，只是在译成汉文时脱落了元音韵尾而已。那么，若将“契丹”写成 ，第一个原字就必须包括两个辅音才行。根据王弘力先生的意见，契丹小字中存在少数双音节的原字，比如数词。[57]如此看来，将“契丹”写成 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个问题是，《耶律宗教墓志》将“哈喇契丹国”写作“契丹哈喇国”，这应当作何解释？我曾与刘凤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契丹哈喇国”与“哈喇契丹国”同义，就像“大中华国”也可以说成“中华大国”一样。我觉得这么解释未免有些牵强。在目前见到的契丹小字石刻中，惟有《耶律宗教墓志》是将“哈喇”、“契丹”两词前后颠倒的，这很可能是该墓志误刻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道宗哀册》册盖和《耶律宗教墓志》、《耶律迪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的志题开端处均以“伟大的中央哈喇契丹”来指称辽朝，在这种场合和位置所使用的国号理应是非常正式和完整的名号，“大的”、“中央的”是用来修饰国号的形容词，国号的全称应是“哈喇契丹”。除此之外，“哈喇契丹”之称还见于《耶律仁先墓志》16行、69行，《萧仲恭墓志》47行，《博州防御使墓志》27行。过去人们只知道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西辽为“哈喇契丹”，陈述先生指出，“哈喇契丹”并不专指西辽，在蒙古人和波斯人的观念中，以“哈喇契丹”泛指一切契丹本系的契丹人，也包括契丹人建立的辽朝。[58]现在看来，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可以为陈述先生的这种说法提供一个佐证，只是应该说明，事情的因果是这样的：由于契丹人称他们自己的国家为哈喇契丹，所以蒙古人和波斯人才用“哈喇契丹”来指称辽朝及一切契丹人。另外，在金代《萧仲恭墓志》和《博州防御使墓志》中，还屡次以“大契丹”、“契丹国”、“契丹”来指称辽朝，我想这些都应该是“哈喇契丹”一名的简称。
上面提到的七种涉及辽朝国号的碑志，从其年代来看，除《耶律宗教墓志》镌刻于兴宗朝之外，其它有四种是在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国号为大辽以后，另两种则是金朝前期的契丹小字墓志，但它们却都无一例外地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大契丹”、“契丹国”、“契丹”，而在迄今出土的所有契丹小字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用“大辽”或“辽国”来指称辽朝的例子。从这些情况来判断，我估计契丹人始终自称其国家为哈喇契丹，在契丹文字里，“哈喇契丹”应是前后一贯未曾改变的国号，而“大辽”则只是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作为汉文国号来使用的。
女真字的石刻材料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在金代女真字的文字材料中，从未发现过“大辽”或“辽国”之类的词，而是以“契丹”来指称辽朝。《大金得胜陀颂碑》中的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据金启孮先生说，该碑是先以汉文写成，碑阴的女真文是碑面汉文的译本。[59]汉碑文第21行颂诗“辽季失道”句，女真碑文将“辽”字译作“ ”，诸家均释为“契丹”，拟音为[þi-tan]。[60]于此可见，在女真字中也是只称辽朝国号为“契丹”，并没有“大辽”、“辽国”之称。
由此想到元朝国号问题。过去人们通常以为，蒙元前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1271年以后改称大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萧启庆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建立蒙古文国号Yeke Mongol Ulus（也可蒙古兀鲁思），汉文直译为“大蒙古国”，意译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正式创立汉文国号“大元”，但蒙古文国号并未从此废弃，而是两者并用，直至元末。因为在蒙古人及色目人看来，“大元”只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部分，两者本非一个概念。[61]如果拿蒙元国号来与辽朝国号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情形有某种相似之处。冯家昇先生大概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谓“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62]确是真知灼见。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原本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国家，后来获得燕云十六州，遂兼有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契丹统治者对燕云汉地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于是便形成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二元体制，这是辽朝最基本的国家特色之一。探索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它的这种特殊国情。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汉文国号曾几度变更，或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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