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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国号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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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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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未必很准确，所以仍以维持目前通行的统和元年改号说为宜。[28]
统和元年的改号“大契丹”，自然是当时摄政的承天太后的主意。可为什么要改号“大契丹”，从辽宋双方文献中都看不出一点眉目，我们实在不便强作解人。[29]对于此次国号的变动，宋人记载或谓“改大辽为大契丹”，或谓“复号大契丹”，都以为是以“大契丹”代替原来的“大辽”国号；因为宋人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统和元年之前，“大辽”和“大契丹”两个国号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所使用的地区不同而已。
宋人对此次国号变动的理解肯定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次改号“大契丹”，应该意味着取消此前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而统一使用“大契丹”的国号。但如果具体考察一下国号的使用情况，似乎又不尽然。根据我对《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的查考结果，自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号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号大辽，其间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材料共计28例，其中23例作“大契丹”（包括6个出土于燕云汉地的碑刻），另有5例仍称“大辽”或“辽国”。现将这5种石刻材料胪举如下：
（1）《平州赵府君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葬于统和二十年（1002年），首行题“大辽故永阳宫平州提辖使……天水郡赵府君墓志并序”。[30]
（2）《韩佚妻王氏墓志》，出土于北京八宝山。葬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首行题“大辽故始平军节度使□□□□□夫人墓志铭并序”。[31]
（3）检房山石经造经题记，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有11条内容相同的题记，均作“大辽太平七年岁次丁卯重修此经”。[32]太平七年为公元1027年。
（4）辽《昊天宝塔》，有“大辽清宁五年春月吉日”的题记，[33]清宁五年为公元1059年。此塔发现于北京城内。
（5）清张江裁《燕京访古录》云：“西便门内西北一里，菜园井台后，有颓残佛殿三楹，内有一台，上座一佛，……背后镌阴文篆书银佛铭曰：‘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耶律鸿基虔心银铸。’共四十四字。考此地当是大辽开泰寺也。” [34]此事亦见于宋人记载：“今虏主鸿基……尝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35]耶律鸿基即辽道宗，在《辽史》卷二○《兴宗纪》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十月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这显然就是指辽道宗耶律鸿基所铸的那两座银佛，在铸此像时，道宗尚未即位。
除了以上5例金石材料之外，还有一种辽代文献亦可举以为证。辽耶律纯《星命总括》（《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有一自序，末署“大辽统和二年八月十三日耶律纯自识”，也已经在圣宗改号“大契丹”以后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此书为后人依托，但却没有提出什么可靠的证据，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说：“术数之书，凡称古名人著述者，百无一真。纯不知为何许人，似尚实出其手。”是又以为并非伪书。陈述先生将这篇序文收入《全辽文》卷五，力辩此书决非后人伪托，其说大体可信。
现在的问题是，以上引述的金石、文献史料在圣宗统和元年改号大契丹以后仍继续使用“大辽”国号，这当如何解释？我猜想，统和元年虽然宣布取消燕云汉地的“大辽”国号，统一使用“大契丹”国号，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这道诏令可能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比如撰写墓志、碑刻题记、私人著述，甚至由皇室成员出资铸造的佛像铭文，有时仍因循旧习，沿用“大辽”或“辽国”的旧称。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同时出土于北京八宝山的《韩佚墓志》和《韩佚妻王氏墓志》，前者撰于统和十五年（997年），碑额称“大契丹国”，后者撰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碑额却称“大辽”。这说明当时民间对于国号的使用是比较随意的。
不仅是辽人如此，宋人在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对于辽朝国号的使用也是有所区别的。自圣宗统和元年改号“大契丹”以后，宋辽两国之间的往来国书均称“大契丹”，[36]宋代文献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诏学士院自今答契丹书仍旧称‘大宋’、‘大契丹’。初，契丹贺乾元节书至，乃去其国号，止称‘南朝’、‘北朝’。下两制、台谏官议，而以为自先帝讲和以来，国书有定式，不可轻许之。其后复有书，乃称‘契丹’如故”。[37]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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