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写出的‘大辽’国号，也是用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去读的。所以我只看重辽朝国号的始创，而并不在意其国号的改变。”[24]
上述三位学者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不过他们的这些见解都纯属猜度之辞，既未予以论证，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所以这种说法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
本文第二节列举的圣宗统和元年（983年）以前使用“大契丹”国号的6个例子，除了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936年）外，其它的5例都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其中《耶律羽之墓志》（942年）是在会同元年（938年）改号“大辽”以后，《陈万墓志》（955年）、《刘承嗣墓志》（970年）、《耶律琮神道碑》（979年）及辽穆宗致南唐国主李璟书（952年）更在会同十年（947年）改晋国为大辽以后。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大契丹”的国号并没有废除。上述四方墓志分别出土于今内蒙古和辽宁境内，穆宗国书则代表契丹本位，所以都不采用只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而仍然称“大契丹”。
我们再看看“大辽”国号的使用情况。在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称“大契丹”之前，共计有8个称“大辽”国号的辽代碑刻，其中6个都出土于燕云地区，可略而不论，另外两个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是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25]，出土于辽宁省喀左县。王裕先祖原为中原汉人，后降于契丹，王裕在辽担任的都是南面汉官，其墓志作者董氏为滦州军事判官，辽代滦州（治今河北省滦县）属南京道，故董氏按燕云汉地的习惯称“大辽”，亦属正常。另一个碑刻是乾亨三年《陈公之铭》[26]，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地区。据我考证，此墓墓主陈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万之子。为何《陈万墓志》称“大契丹”，其子《陈公之铭》却称“大辽”呢？由于《陈公之铭》文字多已漫漶不清，其作者也已残阙无考，这个问题一时很难解释。
综上所述，我的初步结论是：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辽朝的统治区域还局限于塞北，是一个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国家，故号其国为“大契丹”。公元938年，石晋将燕云十六州正式割让给辽朝，于是辽太宗便在燕云汉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号──大辽；公元947年，辽灭石晋，太宗在汴京宣布将晋国改称大辽，亦即把大辽这个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这就是辽朝前期（916—982年）国号变迁的大致经过。
四、圣宗改号“大契丹”
关于圣宗改号“大契丹”一事，《辽史》丝毫没有提及，仅见于宋代文献的记载。按照过去人们的一般说法，都以为改号“大契丹”是圣宗统和元年（983年）的事情，其实如果仔细查考一下宋代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与宋人的记载是有所出入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岁末记述说：“契丹主明记卒，谥景宗孝成皇帝。……隆绪封梁王，继立，号天辅皇帝，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戊午朔云：“契丹主隆绪改元统和。”[27]隆绪就是辽圣宗。关于圣宗即位和改元统和的具体时间，《长编》虽未得其详，但年份是没有问题的。《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也在太平兴国七年下记载说：“梁王隆绪立，年十二，自称天辅皇帝，尊母燕燕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国。……（太平兴国）八年，改元曰统和。”又《九朝编年备要》卷三太平兴国七年末云：“是岁，明纪死，子隆绪立，复号大契丹。……改明年元为统和。”以上三部宋代史书都把改号“大契丹”一事记在圣宗即位的当年（982年），而改元统和则已在次年。今天人们之所以一致认为改号“大契丹”是在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大概是依据《契丹国志》卷七的这条史料：“统和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帝即位，复号大契丹。”然而《契丹国志》的这段文字却是误抄《长编》的结果，它把圣宗的即位记在统和元年，显然是错误的，所以《契丹国志》关于改号“大契丹”的记载根本不足为据。
那么圣宗确实是在即位的当年就改号“大契丹”的吗？这还需要对当时的情况做一点分析。据《辽史》卷一○《圣宗纪》，景宗卒于乾亨四年（982年）九月壬子，同月癸丑，圣宗即位，“皇后奉遗诏摄政”。次年六月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天辅皇帝，大赦，改元统和”。从上述情形来看，我估计改号“大契丹”不大可能是在圣宗即位后就匆匆忙忙宣布的，很可能是在乾亨五年（983年）六月上尊号、改元统和时正式宣布的消息。宋人的记载在这一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