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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国号考释

时间:2009-7-24 13:55:44  来源:不详
《通鉴》原文,所以也将此事系于天福二年。
  对于上述记载,清代学者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由《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领衔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在卷三中有一段按语说:“考《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元年之下;至会同十年改元,薛史、欧史皆不书,而书改晋国曰大辽国。与《辽史》皆不符,盖传闻异辞耳。”显然,这段按语的作者是坚信《辽史》的说法的,故以为宋人记载皆传闻异辞,不足凭信。但另外一部同样为清朝官修的著作《续通志》,在会同元年“大赦改元,建国号曰大辽”句下有这样一条小注:“《辽史》此语系之大同元年,其实大同元年以晋百官言中外皆愿戴皇帝,故改旧号为辽,而辽之建号则自在此时也。今并据《五代史》及《契丹国志》改辑。”[13]这种看法与《日下旧闻考》的意见完全相反,认为大辽国号始创于会同元年(938年),大同元年(947年)只是改晋为辽而已。
  30年代初,冯家昇先生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针对《日下旧闻考》的那条按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于敏中等以新旧《五代史》与《辽史》不符,为传闻异辞。揆其意,似以《辽史》可靠。第考《辽史》乃依耶律俨诸帝《实录》、陈大任书成之。所谓《实录》,辽圣宗始命置局编修,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是太宗入汴、改元、建号等记载,并非依当时《实录》无疑。薛史则全采《实录》,《晋少帝实录》虽成周广顺中,相去仅五六年,目击亲见者甚多,改元大事,岂能不知?……何得谓之传闻?”冯家昇先生虽然对《日下旧闻考》的说法不以为然,但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辽史》的记载,谓大同元年(947年)改号大辽,“大抵一致,故可靠”;又谓会同元年(938年)改号一事,“既无直接之确据,又乏可靠之旁证,孰是孰非,尚有待于地下发现也”。[14]他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没有对此下一结论。
  80年代以来,曾先后有两位学者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均认为会同元年(938年)即已改国号为大辽,而大同元年(947年)则是改后晋为大辽。[15]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我们不妨对会同元年(938年)改号大辽说做一点背景分析。首先需要解释的是宋代文献中有关此事的系年分歧,按《新五代史》和《东都事略》的说法,改号大辽是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的事情,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将此事记在天福二年(937年)。但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则是都说改国号为大辽是与改元会同同时的。按《辽史》的纪年,改元会同是太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的事情,这是有石刻材料可以为据的,故《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的系年肯定有误。
  如果会同元年(938年)确曾改号大辽,那么更改国号的缘由是什么呢?这显然与燕云十六州的入辽有关。但是关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时间,南北双方史料还存在着分歧。据《辽史·太宗纪》载,天显十二年(937年)六月,“晋遣户部尚书聂延祚等请上尊号,及归雁门以北与幽、蓟之地,仍岁贡帛三十万疋,诏不许”;十三年(938年)五月,“晋复遣使请上尊号,从之”;同年十一月,晋使冯道、刘昫等上辽太宗及述律太后尊号,“大赦,改元会同。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辽史》的记载表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是天显十三年的事情,石晋上尊号及大赦、改元等一系列事件,显然都与此事有关。
  然而宋人的记载却与《辽史》不同。《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载,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资治通鉴》卷二八○也把燕云十六州的割让记在天福元年十一月。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天福元年十一月,辽太宗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时,燕云十六州大都还在后唐的控制之下,此时石敬瑭尚未入洛攻灭后唐,怎么可能正式割地呢?看看《旧五代史》的记载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天福元年十一月丁酉,辽立石敬瑭为晋帝,“是日,帝言于戎王,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戎王许之”。[16]这里说得很清楚,石敬瑭被立为帝时,只是向辽许下割让燕云十六州和岁输帛三十万的诺言,当时并未兑现。看来欧阳修和司马光都误解了《旧五代史》的意思。
  但另外还有一条史料似乎与《辽史》的记载相互矛盾。《旧五代史》卷七六《晋高祖纪》(二)载:天福二年(937年)正月庚申,“定州奏,契丹改幽州为南京”。这条史料亦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据《辽史》说,升幽州为南京是会同元年十一月交割燕云十六州以后的事情。那么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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