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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国号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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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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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正式的外交文书，当然必须以“大契丹”相称，而如果是非外交文书的话，就不见得如此称呼了。《宋大诏令集》载有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后致辽朝皇帝或太后的数十封国书，一律称为“大契丹”，但该书卷二三二附载景德元年至二年间赐王继忠的6首诏书，凡是提到辽朝时就都称为“大辽”。王继忠本为宋河北都转运使，咸平六年（1003年）因兵败于辽而被俘，真宗给他的诏书与致辽朝的外交文书自然是不同性质的东西，所以仍不妨习称“大辽”。
五、道宗复号“大辽”
辽朝最后一次更改国号的事实，见于多种宋代文献的记载，但是关于改号的时间还存在着一点歧异。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英宗治平三年正月癸酉条云：“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宋史》卷一三《英宗纪》与《长编》的记载完全相同。此外如《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七、《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等，也都把此事记在治平三年（即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只是不详其月日而已。宋代文献中的另一种记载见于《宋会要辑稿》，该书蕃夷一之一有云：“治平二年十二月，改今国号。”蕃夷二之二○更交待了这个消息的来源：治平二年十二月，“雄州言：得涿州牒，报契丹国改为大辽国”。雄州和涿州分别是宋辽两国的边境州府，这个消息既然来自辽朝方面的涿州牒报，照说应该是相当可靠的。不过《长编》和《宋史》所记载的更改国号的日期既是那样的详细，也一定是有什么来历的。孰是孰非，很难判断，姑从治平三年（咸雍二年）一说。
关于此次更改国号的缘由，辽宋文献全未涉及，我估计这与道宗皇帝的汉化倾向有关。辽道宗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和一个具有较深汉学修养的契丹人，辽朝人声称“本朝道宗皇帝好文”[38]、“好儒释二典”[39]，这在辽朝皇帝中实在是很难得的。《松漠记闻》卷上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个故事经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道宗的汉化倾向。确实，在辽朝的所有皇帝中，道宗要算是汉化倾向最明显的一位了。改大契丹为大辽，恐怕就应该归结于这种倾向。
虽然从辽朝的文献史料中看不到这次国号的变动情况，但辽朝的考古材料却为此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根据我的统计结果，自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迄至于辽末，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材料共计74例，其中73例均称“大辽”（有3个碑刻作“皇辽”），这中间甚至包括11个契丹人的墓志；唯有一个碑刻仍旧称“大契丹”：出土于辽宁省建平县的《郑恪墓志》，首行题“大契丹故朝散大夫……郑君墓志铭并序”。[40]这篇《墓志》作于道宗大安六年（1090年），之所以仍称“大契丹”者，可能是因循旧习而一时疏忽的缘故。在那么多的石刻材料中，只发现了这一个例外，这说明咸雍二年国号的改变是得到了严格遵守的。
此次国号的改变也明显地反映在宋朝给辽朝的外交文书中。《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八至卷二三二共载有北宋致辽朝国书123封，其中前半部分的60余封国书都称“大契丹”；卷二三○《英宗皇帝与大辽皇帝遗书》抬头称“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书于弟大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祐皇帝”，紧接着《英宗皇帝与大辽皇太后遗书》抬头称“正月日，侄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慈懿仁和文惠纯孝显圣昭德广爱宗天皇太后”。从这两首国书以下，抬头称谓均作“大辽”。[41]宋英宗卒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丁巳，上述两封国书既称“遗书”，显然就作于这年正月，而辽朝正是在此前一年改号“大辽”的，故从这以下的所有国书都改称“大辽”了。
六、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
以上考述的只是辽朝汉文国号的演变过程。那么，在契丹字和女真字里，辽朝国号究竟被称作什么呢？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谈谈契丹大字的有关记载。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契丹大字的释读水平还极为肤浅，有关辽朝国号的解读均属猜测。如1987年出土的《耶律习涅墓志》，志盖背面刻有契丹大字37行，因耶律习涅的汉文墓志撰于天庆四年（1114年），而当时的汉文国号为“大辽”，于是考释者就想当然地把契丹大字墓志第1行的三个字释为“辽国”。[42]此说纯属臆测之词，完全不足凭信。又如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根据志盖背面的汉文墓志，得知墓主耶律万辛卒于重熙十年（1041年），因考虑到重熙年间的汉文国号为“大契丹国”，刘凤翥先生便猜测墓志首行的两个契丹大字“或许就是‘契丹’之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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