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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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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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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志〉关系试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
[9]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合刊。
[10]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附耶律述律二姓试释》，原载《史学汇刊》第4期，1972年3月；收入同氏《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年。
[11]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册，101页。
[12]《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部族上”。
[13]《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14]《钦定辽史语解》卷一“君名”。
[15]方壮猷：《契丹民族考》（上），《女师大学术季刊》1卷2期，1930年6月。
[16]《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册，99—100页。
[17]《辽史》卷一○三《文学上·萧韩家奴传》。
[18]《辽史》卷四九《礼志》（一）“吉仪·祭山仪”。
[19]《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下）所引《纪异录》也记载了这个故事。《纪异录》即《洛中纪异录》，宋初秦再思所作，《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小说类有著录，谓此书“记五代及国初谶应杂事”。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和卷二○均有此书节文，但没有这段文字（参见阮廷焯《秦再思洛中记异录辑》，载《大陆杂志》66卷6期，1983年6月15日）。《辽史》记载的这个故事与《契丹国志》所引《纪异录》有所出入，当另有所本。
[20]见前揭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一文，以及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4、8页。
[21]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赵光远《试论契丹族的青牛白马传说》（《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也持类似观点。
[22]具体例证可参看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一文（《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但朱文列举的材料不如爱宕松男的统计结果全面。
[23]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の研究》，东洋史研究会（京都），1959年，85—105页。
[24]《契丹古代史の研究》，33—38、134—145页。
[25]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2—153页。
[26]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3卷第2期，1995年12月，324—326页。
[27]不过我也注意到这样一条史料：《辽史·太祖纪》天赞三年（924年）九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以赤牛青马为牺牲不符合契丹人的传统，这应视为一个特例。
[2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仁宗天圣九年六月。据李焘自注，知此条史料出自《仁宗实录·契丹传》。
[30]《辽史》卷三○《天祚皇帝纪》（四）附《耶律大石传》。
[31]范镇《东斋记事》卷五引赵志忠之说，谓“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马”，赵志忠入宋虽在兴宗重熙十年（1041年），但他这里所说的应是圣宗以前的情形。
[32]冯家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原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卷4期，1932年6月；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
[33]参看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原载《佛学研究》第5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收入同氏《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34]如圣宗统和十年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兴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丁卯，“禁丧葬杀牛马及葬珍宝”；又重熙十二年六月丙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仍禁杀牲以祭”；道宗清宁十年十一月辛未，“禁六斋日屠杀”；咸雍七年八月辛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图，罢猎，禁屠杀”。以上均见《辽史》帝纪。
[35]“凿”、“取”二字原本互舛，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校勘记乙正。
[36]《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37] [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二，后唐天成四年九月。
[38]见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八。
[39]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八月壬辰、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八月癸巳条。
[40]刘挚《忠肃集》卷一二《宫苑使閤门通事舍人王公墓志铭》有“迁西头供奉官，再任，俄充契丹国信副使”的记载，但此事记在庆历末至皇祐初，与嘉祐三年时间不符，或许是墓志行文稍有误差。
[41]《辽史》卷五六《仪卫志》（二）“国服”。
[42]松井等：《满洲に於ける辽の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2辑，1908年。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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