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认为木叶山即辽祖州祖陵所在之山。赵评春先生指出，宋绶《契丹风俗》、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等书均谓辽太祖葬于木叶山，故木叶山当即今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30公里处的辽太祖陵所在之山。[44]这种说法完全建立在宋人的记载之上，而宋人对木叶山之所在地众说纷纭，以至于胡三省竟怀疑辽朝有南北两座木叶山。[45]实际上，宋人关于辽太祖葬于木叶山的传闻毫不可信，因为这与辽代文献对于木叶山的方位记载相差太远，《辽史·地理志》谓潢河、土河至木叶山合流为一，《地理志》和《营卫志》又都说木叶山在永州，《辽史·国语解》和赵志忠《虏廷杂记》均称上京为西楼、木叶山为南楼，这些史料足以证明木叶山绝不会位于上京西南之祖州。
（4）认为木叶山即阿鲁科尔沁旗南面的天山。这是近年张柏忠先生提出来的一种观点，他认为木叶山的地理位置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地貌的演变、自然景物的变化，尤其是辽代以后潢河、土河河道的变迁，使木叶山失去了原来的参照对象和地理坐标，因此必须从西辽河的水系变迁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至少在辽代前期，潢河和土河还属于黑龙江水系而不是辽河水系，辽代的潢河即今乌力吉木伦河，潢河与土河在阿鲁科尔沁旗东南交汇后，东北注入松花江，所以在今天西剌木伦河和老哈河的汇流处是找不到木叶山的，木叶山应是阿鲁科尔沁旗南面的天山，其东南十馀华里处就是乌力吉木伦河（即潢河）。[46]目前看来，这一结论可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
在此附带谈一下木叶山的语源及语义问题。1995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陈述先生暨辽金西夏史学术研讨会上，刘凤翥先生曾提出一种看法，认为木叶山是契丹语的音译，义为“大山”，其根据是契丹小字 读作[mɑi]，而“木叶”即其译音。我觉得这种解释还值得斟酌。在契丹小字中，用作大小之“大”、长子之“长”、伯父之“伯”，此字第一个原字的音值为[m]，已经获得多方验证，但第二个原字的音值尚有疑问，《契丹小字研究》曾构拟为[o]，[47]后来刘凤翥先生改拟为[ɑi]，[48]这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其次，木、叶二字在中古音中均为入声字，显然与契丹小字的音值不合；再者，苏辙在元祐四年（1089年）出使辽朝时所作的一首题为《木叶山》的诗中，有“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之句，[49]可见木叶山并非什么大山，上文说到今西剌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一带根本就无山可寻，如果木叶山是阿鲁科尔沁旗南面的天山的话，这座山的相对海拔也仅有200米。总之，将木叶山附会为契丹语译音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依我之见，木叶山很可能是一个汉语词。
四
除了以上讨论的青牛白马说之外，还有一个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也常为人们所引用，这个故事见于《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
后有一主，号曰迺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这段文字的史料来源。据我查考的结果，这则传说仅见于此，[50]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辽宋双方文献中都找不到类似的记载。《契丹国志》一书基本上取材于宋人著作，这个故事想必也是从某部宋人书中抄来的，只是原书已经看不到了。尽管《契丹国志》的这段文字出处不明，但它一定也是契丹本民族的传说。理由有三：第一，这个故事中有以白马灰牛为牺牲的内容；第二，三主之名显系契丹语音译，后面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第三，正如下文杨维祯所言，像这样“荒唐怪诞”的故事，乃“中国之人所不道也”。
对于契丹人的这一传说，后人曾有不同的评价。《契丹国志》在叙述完这个故事之后发了一段感慨：“异矣哉！毡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罔测所终。当其隐入穹庐之时，不知其孰为主也，孰为之副贰也，荒唐怪诞，讹以传讹，遂为口实，其详亦不可得而诘也。”元末杨维祯所作《正统辨》也对这个传说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51]显而易见，这种评价模式代表着汉人的立场和观念。而清高宗对这个传说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他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下诏改纂《契丹国志》时，针对其中的契丹先祖传说故事谈了他的看法：“其志中之事迹，如祭用白马灰牛，毡中枯骨变形视事，及戴野猪头、披皮之类，虽迹涉荒诞，然与《书》、《诗》所载简狄吞卵、姜嫄履武，复何以异。盖古神道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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