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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及思潮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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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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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地非素习，人无旧识"，往往"视民如驿卒"，而民则"视官如路人"。［23］梁启超斥道："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人才，其所能得者几何矣"。［24］1898年初，时已回国并代理湖南按察使，在湖南襄助推行新政的黄遵宪，发表演讲时将朝廷任命的地方官称作："宴会之生客，逆旅之过客"，他们"入坐堂皇，出则呵道"，对百姓的疾难困苦毫不关心，百姓对其勤惰贤否亦不了解，官民相隔 ，"寝假而相怨相谤，相疑相诽，遂使离心离德，壅蔽否塞，泛泛然若不系之舟"。并说这种制度是："举吾身家性命田园庐墓"，"委之于二三官长之手，曰是则是，曰非即非。而此二三官长者，又委之幕友书吏家丁差役之手而卧治焉，而画诺生啸焉"。他呼吁地方士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积极参与学校、水利、商务、农事、实业和治安等本地应兴应革事宜，再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 "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25］。
关于如何改革地方政治，粱启超主张仿"西人议事与行事分之为二"之法，设立地方议院，以"通上下之情"［26］。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在回答时务学堂学生的提问时，曾说到：美日诸国"皆有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国则反是。......一盗案之微，州县治之足矣，而上劳朝审，皆极可笑"［27］。稍后，他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说："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主张分期组织各州县"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咸集省中"学习"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原本，讲办事之条理"，然后散归各地充任议员。［28］
谭嗣同主张普设"学会"，各省设总学会，下属府厅州县设分学会，地方官亦入会。"凡会悉以其地之绅士领之，分学会各举其绅士入总学会"；"官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与学会议之，议定而后行，议不合，择其论多者从之；民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上于分学会，分学会上于总学会，总学会可则行之"。谭自称这种学会是"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29］。
康有为的主张是设民政局。1898年1月他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将每道设一民政局，督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实行"的建议，作为官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30］戊戌维新派是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政治代表，他们具备较为丰富的西学知识，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懂得欧美国家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他们已经具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渴望借鉴西方的宪政制度来改造中国，有着强烈的参与政权的意识，同时，他们对于中国的封建历史和社会现状，对于传统的文化和民众的心态也有着透彻的了解，因此，他们在考虑地方政治改革，实行地方自治时，反复强调"兴民权"，"开民智"。粱启超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又说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又"虑其不能任事"，"则宜开绅智"， "绅智既开，......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31］
严复在《原强》一书中指出：西方之富强，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二字，"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2］
不过，戊戌维新派在抨击封建的地方官僚政治制度和倡言民权，呼吁变革时，并没有要求彻底废除官僚政治，并没有要求以完全的地方自治来代替封建官僚统治。粱启超在主张"开民智""开绅智"的同时，就还主张"开官智"。他说："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33］。激进的谭嗣同在设计"有议会之实"的"学会"时，也说："学会"有"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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