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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及思潮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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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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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同时锁进瀛台去，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也无法砍飞国外。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加深和清朝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政策的进一步实行，也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据统计，义和团运动后，1902年至1911年十年间，见于记载的反洋教、抗捐税、抢米粮、反清起事、骚动暴乱、毁学堂、反新政、罢工和其它动乱等"民变"共逾1200多次。
此一时期，由于在如何实行政治变革的问题上主张不同，形成了活跃于清末社会的两大政治派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康、粱等为代表的的立宪派。但不论是连连发动武装起义，立志推翻满清政权，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还是热衷于保皇、请愿，希望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立宪派们，两者作为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政治代表，都想通过仿行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变革中国古老而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来达到振兴中华目的，正由于此，两者对于地方自治制度都曾着力加以研究和宣传介绍。
1900年，革命党的《中国旬报》就刊文说"欲救中国之亡，宜行分治"，这种办法"乃本于封建主义，参以泰西地方自治之制，统古今而酌筹之，为救时之良策"，该报同期另一文说："官之治民，不如民之自治，如此则一方自有一方之治法，政治因地而制宜，纲举目张，国内方能渐次条理"［43］。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编定的《革命方略》又规定，各地起义成功后，应将"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政府官皆由人民选举"［44］，实行地方自治。相比之下，改良派关于地方自治的言论比起革命派数量更多，研究更细，宣传的力度也更大。他们在国外或国内主办的一些报刊，如1902年在东京创办、前后畅销七年、当时影响巨大的《新民丛报》和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预备立宪公会报》等等，刊有大量介绍和论说地方自治的文章，康有为、粱启超、杨度、张謇等立宪派著名人物也都曾撰写发表过专门讨论地方自治的文章。
康有为的《公民自治篇》认为：欧美列强所以能够"横行大地，翦灭东方"，日本所以能够在明治维新后"骤强"，俄国所以能够与中国同为专制政体而"强弱异"，都是因为实行地方自治的缘故。中国的"大病"就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救之之道"，正在于"听地方自治而已"［45］。粱启超在《新民说》"论自治"中说："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而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46］。张謇1901年写的《变法平议》一书，则主张仿行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
自然，革命党人的地方自治主张是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目标联系在一起的。1900年孙中山在与香港总督谋划两广独立时，就曾提出各省设自治政府和省议会，由省议会内公举的"本省人为本省官"，"会内之代议士由民间选举"，全权自理该省的一切政治和财税事宜，中央政府亦另设，"去除"满清专制统治这个"祸根"［47］。而立宪派的地方自治是主张以保全清朝统治者君主地位实行立宪为前提下，用康有为的话来说，"上无损于君权，中有助于有司，下大纾于民权"［48］,至多也只不过是"将前此固有之君权，割出一部分以让之天下"［49］。所以，清政府宣布九年预备立宪，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立宪派们一开始是欢欣雀跃，信而从之，积极参与的，而革命党人则深恶痛疾，极力反对，对其抵制革命的实质予以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晚清末年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就是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年学生，包括一些地方士绅，或官费或自费纷纷涌向国外，特别是路近费省的日本留学或游学，广泛习纳资本主义的各种新知识，直接接触欧美各国及日本的种种社会现实，上下探寻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新道途，形成了具有异于以往传统知识结构和政治观念的新的知识分子群，在往后数十年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急遽变化过程中，时时可见他们的身影，处处有着他们的影响。而在当时，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进步与落后的确切感受，使他们特别注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法理论和政法制度包括地方自治的考察研究和宣传介绍。探究的深入细致，人数的众多和所办刊物的众多，又使他们对于地方自治的宣传和介绍比起其它来更为着力。
1903年留日学生各同乡会出版的反清刊物《江苏》、《夏声》、《晋乘》、《豫报》、《鹃声》等，都曾把地方自治作为创刊宗旨，《民报》、《浙江潮》、《四川》、《河南》、《游学译编》、《云南》、《湖北学生界》等杂志也刊载过不少宣传地方自治的文章。《湖北学生界》认为只有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才能"百废俱举"［50］。《浙江潮》把实行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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