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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君主论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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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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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获得，迫使君主为确保合法性而谨慎从事。君主对民的重视空前提高。“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9民、民心成为君主成败的关键。先秦民论在孟子这里有了跳跃性发展。对一种虚无飘渺的“善性”的强调竟然产生如此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孟子对儒家君主论的巨大贡献。
在孔子的时代，儒家君主论看重的是对君主思维上的改造。至于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案，则会随着道德修养的逐步提高自然而然地产生。到战国时代，为了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大小国家的君主都在寻找行之有效的治国术。孟子在对儒家治国理论进行哲学强化之后，也提出一套方案，力图把理论转化成现实的政治。
孟子认为，只要能够切实推行他所设计的“仁政”，不管国家大小，就一定能够“王天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20。那么，如何推行“仁政”呢？“夫仁政必自经界始”21。这里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孟子不是一个迂腐的道德万能论者，他知道现实的政治必须有一个实际的起点。儒家政治的起点和落点都在人。人性本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善的永恒。善性需要一定的物质予以确保和维护。“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22是存在的，但他们是些为数极少、天性坚强、带有一丝宗教气质的天才。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23。要使民本心永恒，就必须让民有“恒产”，“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24。要满足“养生丧死”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直接、最稳定的手段，所以，“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再者，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异常，社会财富失去了良性循环。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的积聚甚至影响到许多平民的基本生活。呈加速度发展的贫富分化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孟子把一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公诸于众25。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土地的合理分割，满足普通人的基本生活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规范化的土地制度，限制土地的过度集中，使财富流动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使社会走向有序。许多研究者对孟子有关井田的论述多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言词太过理想，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在这里探讨孟子的言论与历史事实有多大出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的是透过孟子的这些言论所表达的儒家的共同认识：一种经济上的相对平均主义。儒家自始至终都反对人对财富的过度追求，而对各安其业的小农经济一往情深。稳定的小农经济带来一种和缓的社会节奏（gentle pace）。在这种节奏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都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社会财富在一片平和之中缓慢积累，最终实现普天之下的共同繁荣。确保人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最大限度地保证其耕作和出产，是实现这种稳定发展的关键。但是，当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超出了合适的度，这种平和就受到了威胁。儒家承认富甲天下的豪商大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始终没有赋予他们过高的社会地位。儒家的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对这些富商的赞誉从而加强其社会象征意义，势必会激起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人的心态逐渐失去平衡，善良的天性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随着天性的丧失，种种社会危机就会出现。所以儒家极力反对人、特别是作为人间楷模的君主过多的关注经济利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26。 儒家的这种认识源自它的社会秩序观。儒家对社会的无序深恶痛绝。身处春秋、战国这样的动荡时代，他们怀着一种悲凉的心情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重建社会秩序。儒家的代表孔孟都是守成的（conservative），他们喜欢从对过去的审视中寻找对当代弊病的纠正。在他们眼中，时间赋予了传统无尚的权威和尊严。上古时代粗糙的社会经济和平静祥和的社会秩序深深地吸引了这些天才的思想家。儒家由此得出结论：也许是社会经济在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今世的纷争？这种有关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间关系的模糊认识被引入到君主论中；它大大弱化了君主发展经济的欲望。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势时代，这和儒家思想对君主发展经济欲望的压抑不无关系。
不富国强兵，如何实现“王天下”的理想？孟子认为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教化，“以善养人”27，把民塑造成为道德上的勇士，如此无敌于天下。教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孝梯忠信”、“明人伦”。在孟子看来，“善教”要胜于“善政”：“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28。得到了民心就得到了天下。孟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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