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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君主论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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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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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儒家君主论需要一种更实际的改造，以增强自己的可操作性。这种形而下的探索是由儒家的另一伟大师荀子进行的。
（二）荀子：形而下的发展
荀子是儒家当之无愧的大师。他那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标志着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通观《荀子》一书，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等等。每一篇都主旨明确，论述精辟，堪称一个时代的总结。就儒家君主论一个方面而言，他在吸收前辈思想家的基础上，加以批判、整理，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理论。
“荀子的政治思想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是礼治主义的典型。”32可以这么说，“礼治主义”概括了荀子君主论的全部特色。
礼不是荀子独创的概念；荀子也不是在先秦时期唯一强调礼的人。考察先秦诸子的政治理论，除了道法两家的个别言论把礼视为同本门思想格格不入以外，都把礼看作治国方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儒家对礼的强调更是一以贯之。从孔子开始，礼被明确为儒家君主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孔子的时代，礼和仁互为表里，仁爱之心是礼的基础。到了荀子这里，礼上升到绝对的地位，仁爱被剔除出儒家君主论，取而代之的是人性本恶的主张。儒家在形而下的道路上走到了极端。
荀子提出了与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的性恶论。何谓“性”，“性者，天之就也”33，也就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自然之性。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34等本能的保护要求；有“耳目之欲”、“好声色”35等生理欲望；有“好利”36、“好荣恶辱” 37等对财富、荣誉和成功的追求。这些本性的发展引发了人类无限的欲望扩张与有限的社会资源之间的恒久紧张。在这种紧张相对缓和的情况下，人类社会可以在稳定有序的节奏中发展；在紧张程度大大加深的情况下，社会秩序就将崩溃，纷争变乱也就无可避免。如何有效地调节这种紧张关系，成为治国成败的关键。荀子的君主论就是从此入手的。
许多性恶论的主张者都从根本上断定人类是无可救药的，对人类前景持一种彻底悲观的态度。他们相信人类最终的图景就是在无休止的满足欲望的过程中走向毁灭。与他们相比，荀子依旧是温和的。“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38。荀子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人，而是相信对人的后天改造的可能性。这种乐观的态度也许来自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信心：“制天命而用之！”39仅从形式上看，荀子是儒家的叛逆，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的仁爱观，和孟子站在对立的两极。但当我们仔细对比两位大师的理论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孟子回到了人心的最深处，在艰辛的思索中找到了人性中善的颗粒，在善的微光中看到了圣王明君的存在；荀子则从内心的思辨中跳将出来，仔细审视现实的人。他看到在人类种种卑劣无耻的欲望和蠢动之下隐含着改造的可能性；“化性而起伪”40，在这一过程中造就了“圣人”、“大儒”。孟子和荀子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恪守着儒家不变的传统——对人的肯定。冯友兰先生称孟子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派”，荀子是“儒家的现实主义派”，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41
给予荀子的这种乐观切实保障的是“礼治”。就君主而言，当他面临本性并不完美的万民时，礼的作用就愈发重要了。礼对治国有根本性的影响。“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42荀子对孟子宣扬的善性缺乏足够的信心。在他看来，在一个毫无确定性的年代，依靠一种无形的善性的扩展去追求治世，无疑是虚妄的。秩序的恢复和重构，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制度。作为儒家的大师，荀子保持着儒家一贯的守成态度，因为他也必须回到宗师孔子那里寻找能为己用的东西。作为一个更具现实主义态度的思想家，他看重的是孔子确立的儒家君主论中形而下层面的内容——“礼”与“刑（法）”。其中，刑太过冷酷，不足为用；礼则相对温和，更符合儒家的特色。但孔子的礼工具意味太强，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造。
首要的是赋予礼至高的地位。荀子主张人性恶，所以他只能在人性之外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孔子讲，在孝的问题上，人和犬马都能够“养”，“不敬，何以别乎？”43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44，有了“仁义礼智”之心方才和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荀子继承了这些主张，把礼明确为人的标志：“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45这样，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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