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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君主论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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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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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的领导下进行。谁能够担当这一角色？周天子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天下共主”，有着秉承自天的神圣的合法性。但在现实中，周天子实力衰微，地方政治凸显。孔子并没有拘泥于身份的问题，他主张：地方上有实力的人，诸侯、大夫，甚或平民，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到这种领袖的地位。那么，这样一个领袖是什么样的？如何成为这样的领袖呢？孔子在此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君主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2。孔子完全接受这一主张。这是他的聪明之处。承认君主是天意所定，而不管君主地位获得的途径如何。不管是通过尧舜禹间的和平禅让，还是殷周间的武力“革命”，只要你获得了帝王的地位，就具备了最基本的合法性。这样就避免了再去为君主的“存在的理由”争论不休。具备了最基本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帝王地位的永久性。在孔子眼中，今永不胜昔。尧、舜、禹、商汤、周文武王，是完美君主的化身，是永不可超越的理想类型。尽管如此，向这些圣王的方向努力，力争接近他们的完美品性，是完全可以的。所以，今世的君主应该以这些圣王为立身、处世、治国的楷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现实中无时无刻不恪守古道，完善自己的品德，从而达到感化天下的最终目的。同样的，平民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逐渐获得超乎常人的道德水准，取代那些虽有君位却远达不到要求的君主，“治国平天下”。这一观点发展到孟子那里就成了“人皆可以成尧舜”3。
这一温和而不失严格的主张给所有君主的内心带来一种持久的紧张感。任何一位信守儒家教义的君主都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时时刻刻在叮嘱自己不能越道德的雷池一步。如果他想舒缓这种内心的紧张，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提高自身道德水准，无限接近圣王的境界，从而问心无愧；要么抛弃儒家的训导，肆情纵欲，从而失去统治权。前一种选择无疑是明智的。但这里存在一个负面作用：内心的紧张必然带来意志的崩溃。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让内心的这种紧张感长久地持续下去，它所引发的崩溃是君主自身和他所治理的国家都根本无法承受的。孔子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解决方法是：制定一套切乎人的实际的道德标准，使它们具有最大限度的可实践性。《论语》中有关修身养德的论述，并不像《庄子》的论述那样玄远而不可企及。孔子相信，一位君主或有志于成为君主的人，只要能切实履行这些日常的道德准则，并长久地坚持下去，那他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4
一位“圣王”，他首先必须具备“仁”。何谓“仁”？“爱人”5。“仁”的学说是孔孟君主论的根基。孔子并不像后学孟子、荀子那样明确指称人性善或性恶，因而就避免了关于人性的哲学意味浓厚的思辨。他只是要求君主应该“爱人”，这种爱是指对大众民生的关爱和担当治国重任的勇气。只有具备这种爱心的君主，才有可能身处乱世而胸怀经纬天下之志，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6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里，孔子隐喻地强调了人性中善的一面。正是对这种善的强调，赋予了儒家君主论一丝勇猛的特质。但是，由于孔子采用了一种隐喻的表达手法，所以这种勇猛在很长时间里被忽视了。人们更多地强调儒家君主论温和的特色。实际上，中国的帝王具有极强的使命感。他们喜欢用“朕以眇眇之身，奉天承命……”等表达方式来下诏，阐述自己的主张、政策或是进行自责。批评者认为这是家天下最典型的语言表达。但这其中更包含了一种责任和担当。
“仁”使儒家的君主获得一种态度和勇气。在此基础上，君主必须使自己有“德”。“德”对治理国家有着非常的重要性：“德，国家之基也”。7儒家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推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这一推论基础的是修身。所谓“修身”就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一点，在儒家看来，对君主有突出的重要性。儒家追求的是“德化天下”。君主统治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军队、刑罚以及对行政的控制，而是来自他崇高的道德感染力。君主不是军队的最高长官，不是法律的最高仲裁者，也不是最高行政长官，而是一国之中无与伦比的道德楷模。《论语》记载，有人向孔子问政，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8孔子在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个人道德水准是为政之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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