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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君主论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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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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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当作一所庞大的学校，君主是教长。君主的任务就是引导人民葆有天性，并在实践中把这种天性强化、升华。在这一过程中，君心和民心逐渐达成一致，忧戚与共，“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9到这一步，孟子的“仁政”就至善至美了。
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孟子的君主论。性善论是它的哲学基础，由此派生出“仁政”学说。“仁政”开始于一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最终通过“善教”达至完满。把它和孔子确立的儒家君主论的基本内容对比一下，我们发现：性善论是“仁”、“德”在哲学上的完善；“仁政”是对孔子分散言论的总结，是一套具体的治国方略。“仁政”中的“善教”继承了孔子重“礼”轻“刑（法）”的传统；“井田”则赋予儒家君主论一个实际的物质基础。
自古孔孟并称。在君主论上，孔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孔孟君主论带有浓厚的人间理性色彩。他们眼中的圣王明君都是些起自民间的现实的政治家，他们身上具有的“神性”其实是高尚道德品质产生的人格魅力。这些“道德神”是完美人性的典范；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而给他们加上神的光环，以增加他们的号召力。孔孟君主论对人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强调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相信通过对日常美德的坚持和强化，就一定能把善良的本性应用到现实政治的方方面面。对人性本善的肯定，等于承认了人生而平等，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这使得儒家君主论的理性色彩更加浓厚。没有宗教神论的绝对，没有禁欲苦行主义的偏执，也没有功利主义对人性的贬抑，儒家君主论总显得那么平易近人，时时扣动我们的寻常之心。但在这种温和之中蕴藏着严厉。对道德的强调意味着任何违背道德的行为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对人生而平等的肯定意味着帝王地位的暂时性，一位现实君主道德品质下降之时，便是一位新的君主登上舞台的开始。儒家的君主始终处在道德的重压之下；因为道德品质的提升是永恒的。同孔孟所确立的君主的理想类型相比，现实的君主只可能无限地接近他们完美的品性，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达到和超越。一切都必须给道德让路；治理国家所必需的富国强兵也不例外。因为君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军功的渴望都有可能造成本性的丧失，从而影响君主表率作用的发挥，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
从这一点来看，孔孟君主论是属于和平年代的。孔、孟生活的时代是大整合的年代，各种力量都在寻找展现自己的空间，并力图压倒对手，取得独尊的地位。作为政治单元的地域国家，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大国，都在竭尽全力地寻找富国强兵的方法，确保自己在残酷的整合中处于有利地位。随着地域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以及缺乏严苛的控制机制，知识分子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社会思想领域呈现空前活跃的景象。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无一不处在动荡之中。天下混乱，为时久矣。随着整合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动荡混乱负面作用的加重，思想界重建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无序有先天恐惧感的孔孟也加入到呐喊的队伍中来。在他们看来，人们特别是君主对道德以外的成就的过度追求导致了本性的丧失，从而造成了道德的败坏；道德的败坏更是直接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崩溃。所以，在当前的乱世中，最需要的是出现一个有着高尚道德、堪为天下楷模的君王，平息众人心中不断膨胀的欲望，使心态重归平衡，人们重新回到加强自我修养的道路上来。社会秩序由此得以重建，尧舜禹的理想时代又将大行天下。孔孟的这些主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这个兴亡勃忽的年代，在一个随时都有亡国之虞的环境里，不去切实地提高国家实力，而去加强虚无飘渺的道德修养，无疑是自取灭亡。所以许多儒家的批评者在当时就指斥他们的主张无用、误国。“仁义爱惠之不足用”30，“《诗》、《书》、礼、乐、善、修、仁……上无使守战……敌至必削，不至必贫。”31，等等。在重建秩序的时期，社会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他不需要什么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化力量。他必需的是：坚强的意志，高超的统治术，以确保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振兴国家强烈愿望，富国强兵的有效政策，统一天下的勃勃野心。在此基础上，他从众多君主中脱颖而出，依靠军功等现实的伟大业绩赢得尊敬，获得对臣民的强有力控制，使天下“定于一”。类似的主张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的，它们被贬黜到“末术”的地位而不被理会。这是儒家君主论最可悲的一点：作为一种适合统一时代的理论，它过早地诞生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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