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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君主论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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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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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地，主张在“圣人”、“大儒”的带领下“化性而起伪”。但在法家这里，这种改造纯属多余：人性本利，无需改造，也不可能被改造。对君主而言，他要做的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把人追逐利益的本能纳入到可以有效掌控的轨道上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也正是理解法家君主论的诀窍。
在法家笔下，人性被贬抑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韩非说，生了儿子，父亲欢欣鼓舞；生了女儿，就把她杀掉59。这样做，是因为从长远来看，儿子要比女儿更有利于家庭。作为儒家政治出发点的个体家庭内部的亲情被彻底否定了。儒家从家庭推衍出的君主以仁爱治理天下的结论，在韩非看来更是荒谬：“母不能以爱持家，君安能以爱持国？”60君主和臣民之间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61好一个“市”字，点出了政治的交易的本质。但这场交易又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如果任凭个人去追逐自身利益，就势必损害现实的政治秩序，从而进一步加深社会的动荡不安。春秋战国长期的混乱正是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机制而完全放任个人对利欲的追求的恶果。所以这场交易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它的展开必须依靠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法家君主论的任务就是完成这一制度建设。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62。这位“中央圣人”是所有制度的起点和归宿。
儒家的君主是一位方成的（becoming）道德神，引领子民回归到已经消亡的尧舜禹时代的治世当中，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法家的君主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儒法两家的历史观是迥异的。在儒家眼中，历史的发展是一场回归，是“后向的”（back-ward）；法家的则是“前进的”（forward）63。《商君书》中有“上世”、“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64；韩非更有“上古”、“中古”、“近世”和“当今”的四分法65。总之，历史是向前演化的。在演化的特定阶段，原始社会的和谐被打破了，为了取得对有限生存资源的最大占有而引发了各种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产生了最初的帝王。这些帝王又逐步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帝王君主的功能就是“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法家的这些认识是现实主义的；关于君主产生的历史推理更有着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法家的君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再不必为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和确定性所困扰。
君主的绝对性需要历史的证明，更需要的哲学的证明。为此，法家提出了“君道同体说”66。许多学者认为法家的本原在于黄老学说，但对其间具体内容的传承多有争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法家君主论中“道”的观念显然受到了老子学派的影响。“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67。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总规律；这是道法两家都秉持的观点。从道出发，两家都提出了“无为”的政治主张。道家的无为是根据道本静的特点而设计的一套治国术，主张尽可能的息欲宁神，不去扰民，最终达到全性葆真，天下大治。这是道面向人心的消极的上扬。法家的道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无为”指君主不必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有所作为。“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68；“明君贵度道之容”69。君与道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容不得任何怀疑。孔孟君主论对君主的哲学论证实际上否定了君主的绝对性，从而把君主置于时刻都危如累卵的境地。稍有不慎，君主就有可能招致自身的被抛弃。在现实中，他们只好每时每刻都谨慎从事。而法家的论述则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家的君主是所有君主中最从容不迫的。再者，法家的“无为”还是君主实施统治的具体手段。由于道无形无色，无从把握，而君道同体，所以君主的统治也应与此类似。“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70；“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71，……君主这种无形的控制让人不寒而栗。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一种在冥冥之中行施生杀予夺大权的神秘力量。处在其下的臣民不知道要承受多么大的精神压力！这哪里是人间的统治术，简直是令人恐怖的魔法！
通过对君主地位的历史与哲学的双重论证，法家完成了对君主的绝对化和神秘化。刘泽华先生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对君主的“圣化”。在我看来，“圣化”远不如“魔化”更为贴切。
法家极端认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战国时期社会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人的社会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大大增强，文化的多元性空前绝后。这是最大化实现个人价值的绝佳时机。文士、武者、政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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