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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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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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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源，当然有误入歧途之嫌。
在讨论中，多数学者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时间定在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在1980年代以前几乎成为定论。学者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江南丝织业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手工工场，如晚明小说《醒世恒言》卷十八描写的吴江盛泽镇机户施复经过艰苦创业，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三四十张织机；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新的商业城市大量兴起，区域性大市场乃至全国性大市场逐渐形成；在社会风气和文化娱乐方面，表现为商人及其他上层人士奢侈浮华的生活，逐末盈利的拜金主义；封建礼法和等级秩序观念受到冲击，并出现了反对专制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还有的学者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证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等等。在明清之际的诸多变化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最为突出，江南更为典型，因此多年来很多学者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研究明清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并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出现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圈套。很显然，商品经济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就非常发达，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这导致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萌芽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随处可见。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非常独特的特点，这是研究中国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何时萌芽的关键问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多圄于经典著作的定义，对中国古代经济实际的认识浮于皮毛，较少触及本质。这里，我想特别提请大家注意王家范先生的研究[27]，我认为他对中国古代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反思非常深刻，发人深醒。王家范把中国古代流通环节的特性概括为“中华帝国时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其‘繁荣’的背后，确实隐藏着许多虚假病态的特征”，首先，中国古代的有些市场交易是假性的“商品经济”，如棉业卖方、买方的行为大都出于国家财政赋税的变相诱导，体现了国家权力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的扭曲[28]。即以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松嘉湖地区而言，一方面农民为应对政府强加的各种苛重的负担，逼出了一种多种经营、商品化比例较高的农业经营的新路子；另一方面这种投入市场的商品多半是基于赋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动产生的，假性成分居多，穷于应付。这一地区农民和庶民地主的经济状况虽然较其他地区为好，但由于国家掠夺性的剥削，他们的剩余率和储蓄率非常低，继续发展的潜力十分有限。其次，在国家的强权下，消费结构畸形，表现为：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的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虚假繁荣的背后是基础的脆弱、生产者的贫困，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衡量标准和应注意的问题，吴承明先生曾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应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29]，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以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第三，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30]。第一条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做到第二条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很多文章都是采用的举例子的方法，只不过例子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有肢解历史之嫌；至于第三条，我认为是纯粹的逻辑论证，与毛泽东的那段名言意义完全相同，无法证实。
上文已经指出，我们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资本主义的定义，所以在研究中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如有人把把手工作坊的产生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雇佣关系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高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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