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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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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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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把所谓的“启蒙思想”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市民阶级的形成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但这其中一个本质的特征是，很多人实际是把生产关系当作了“资本主义”的要件，无意识地成为了“唯生产关系”论者，认为只要有了经典著作中提到的某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就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31]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倒因为果”，根本了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多年来我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往往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用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对待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回顾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很多方面我们确实没有彻底搞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是有鉴于此，有的学者近年来专心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研究，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意义深远[32]。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如李伯重就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主观的愿望。他认为，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是中国人与西方争平等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体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套共同的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33]。王家范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死节”，因为“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早不再用作社会形态的指称”，“资本主义萌芽”一说在中国被灌输且随处应用，正是误人非浅，“如徽商，如所谓明清‘三大思想家’，再如冯梦龙、凌蒙初的小说等等，细加考察很难与‘资本主义’相关联，这是中国社会特殊变形的结果，可现今还是搬‘萌芽’的法宝最容易”[34]。王学典更是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一个“假问题”，他认为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五朵金花”的纷争产生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在既定话语背景下，这些命题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追求”；而今随着话语系统的根本转换和语境的巨大变迁，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假问题”。[35]。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及与国际史学的接轨，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很显然，它从提出到以后的大辩论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要对所谓的“经典”进行论证。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
回顾上个多世纪的中国学术史，看到学者们在诸如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假问题”方面耗费了如此多的心血，走了如此多的弯路，而且在很多方面又如此误导了后人（其影响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消除），我们真是感到难过和悲哀。当然，这些“假问题”背后所蕴藏含的“真学术”（王学典语）内核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内容。最显而易见的是，19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这么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直接推动的结果。
四、回到起点：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
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今国际学术界并没有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意见——可能在很远的将来都不会有。然而我们也看到，经过学者的努力，国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视野也大大拓宽了。坦诚地讲，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长期滞后，这有主客观的原因，不必细说。随着近年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我国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了一些根本性的突破，是值得注意的。
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我在第二部分中简要分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各种误解和曲解，但也没有得出一个令自己比较满意的答案。不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综合的因素，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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