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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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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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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涌动的力量；“资本主义”不是哪一种或两种要素所能定义的，它涵盖了太多太多的内容；“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1640年或1789年产生的，它甚至也不可能是在哪个十年或哪个三十年中产生的，它的产生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许多奥秘至今我们可能并未发现。因此，我们在探究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去寻找它产生的根源，也不能局限于某个时段某个地区，而必须进行系统的考察。另外，比较研究也是极为必要的，只有通过比较尤其是中西对比，才能发现各自的短长，才能找出中西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
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有两个论证前提，（一）人类历史有共同的发展规律，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二）在第一个前提之下，默认中国封建社会一定能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毛泽东的那段经典论述。关于第一个前提，近年学术界已有较多讨论，可以说这种理论在史学界已被基本否定（此点前文已述）。马克思确实说过与五种生产方式相类似的话，我们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即所谓“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的一段话[36]。可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儿，就变成了经典的五种生产方式的论述，且被斯大林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是，1870年代后，欧洲出版了大量研究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这些著作揭开了早期社会的许多秘密，其地域超出了欧洲，涉及了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马克思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以后，观点发生了改变，放弃了先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种观点，基本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不太严紧科学的术语了。马克思不止一次指出，《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一章之所以称作“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目的就是坚决反对把这个理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能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37]。在这里，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明确，关于资本主义发生的论述仅仅涉及西欧，不涉及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甚至不涉及东欧、南欧、北欧和中欧；资本主义可以在西欧发生，但不一定在东欧、南欧、北欧和中欧发生，更不一定在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发生[3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生不是必然的，在全世界发生更不是必然的。既然如此，那么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就不具有任何普遍性，社会形态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既然作为大前提的社会形态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那么第二个前提自然也就不攻自破，即中国不一定产生资本主义或是别的什么主义。如果没有外来入侵，中国可能按照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走下去，尽管我们无法预知它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不大可能是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东方的历史发展道路的确有其特殊性，当然这种特殊性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改变一下思维方式，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方的发展道路视为一种特殊性，因为发端于西方的近代化模式当时仅发生在西欧，而没有发生在美洲、非洲、亚洲，甚至没有发生在与之毗邻的中欧、东欧、北欧和南欧。只是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这种近代化模式迅速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辐射性，其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普适的模式。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模式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点(从历史的发展看的确如此)，及其发展为一种强势文化后，其他文明只能被动或主动的接受。设想一下，如果人类文明仍然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那么文明的发展将会呈现五彩缤纷的色彩，每个文明都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放出独特的光彩。
研究历史，我们应当采取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历史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把所研究的对象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而不是戴着今天的有色眼睛去研究历史；现实主义的态度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即用今天的现实来观照历史。两种态度看上去相互矛盾，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并行不悖。历史学家多强调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是无可指责的。然而纯粹的历史主义态度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现实之中；还因为历史的不可逆性，我们只能接受今天的现实，并从今天的现实来回溯历史。尽管我不完全赞成“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但这种历史哲学所揭示的真理性认识，给所有的历史学者提供了一把探究人类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在研究资本主义和近代化-----这个发端于西方继而影响全世界且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理论时，这两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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