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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模式与清末变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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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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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模式必有一定之条件配合，方有实现的较大可能。概而言之，它们包括：一、多元政治均势（竞争）胜于一元政治优势（垄断）；二、和平、妥协规则取代暴力、对抗手段；三、联合对外倾向压倒分离联外趋势；四、制度化建设强于非制度性权变。
本节给下面的阐释准备了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 三、清末实行联邦制之需要与可能
汉末、唐末与清末，都出现了地方势力的加速度膨胀，表现为汉之州牧、唐之节度使和清之督抚的地位迅速上升。这表明原有的集权主义大一统体制实际上已经失效，顺应趋势建立新的分权体制的时代需要显得非常之迫切，特别对继续维持中国统一的目的来说是如此。就清末而言，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的演变，已形成列强入居和省权崛起的基本格局。太平天国所造之崩溃之势虽得以暂时挽回，但列强与汉族省级势力所成的瓦解之形却难以撼动。这种不稳定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必须在来得及的期间内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落伍的中央集权的实际取消、及其地方分权的实际上从分工性向分割性[11]的过渡，对中国之近现代化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自然的进程。将这种实际上的各省分权（即省级领导者对中央级政治的参与和制衡以及在其辖区内的自治），甚至可以说是实际上的联邦制[12]顺势制度化，也就是宪政化[13]，就能够避免重蹈汉室、唐室之覆辙。汉、唐为了对付内乱，都不得不分权于州牧（汉）或遍建节度使（以及观察使等）（唐），取得了暂时维持皇朝统治的目的；但由于既不能再收回已分之权，又不能就势完成体制转换，改以联邦类型的政体维持长期一统（当然，这在当时那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占主宰地位的背景下，也是不可能的），结果都失去了变政自救的机会。
此外，汉末、唐末的农民大起义，在失败之后就基本上再未见有强大的后继者续起；而在清末，主要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加重这一新变数的出现，以及随之而凸显出的清廷低劣无能，又（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三十年之后）促发了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新兴反满革命势力的崛起，并迅速向形成第二次革命风暴的方向发展。为了对付新的革命威胁，抵挡列强之瓜分，为了释放满汉民族矛盾、官民阶级矛盾的爆炸性压力，清廷都急需要主动放弃行不通的所谓“集权主义现代化模式”[14]，抓住中央-各省关系这一关键性的[15]、也较易措手的问题，与督抚等各省势力结成互为依存的生死同盟[16]。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以永久性地放弃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代价[17]，通过立宪划分权限，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实行地方自治等步骤，正式接受省级领导人参与中央级事务，进而建立联邦类型的政体。如此，就能解决既联合地方势力以避免土崩（下层社会大起义），又限制地方势力以避免其恶性膨胀而导致瓦解、甚至取己而代之（如曹魏代汉、后梁代唐那样）。况且，新兴地方势力及其代表立宪派也已开始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怎样抚用引导他们，以避免其激进化、革命化，也需要同样重大的制度改革与之配合。一句话，为清廷存亡计，顺应大格局、实行以联邦政体为主要支柱的宪政转型，是维持其君主地位之代价最小、前景最好的一种选择。
那么，当时的清廷有无时机实现这样的过渡呢？如果说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二十余年间，由于内外矛盾相对缓和，“洋务运动”渐次展开，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与湘、淮系南、北大员为主的督抚势力结为较稳定的同盟，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仍主要限于器物层面等因素，变政改制的压力还不突出，因而本来在客观上可以比较从容把握的历史时机，就被清廷白白放过去的话，那么甲午战争一声炮响，终将中国从最后的迷梦中惊醒，从此，各种大变故就接踵而至，再无战前那种即便仅仅是表面上的安稳了。
但即使到了此时，清廷也仍有抓紧时机、以一定代价实行和平过渡的相当可能性。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才刚刚开始，康梁的维新活动基本仍是体制内之诉求，督抚们亦不敢过分异动。可戊戌维新，百日即亡，改革的希望不绝如缕；到了庚子前后，列强瓜分之喧嚣骤起，划分势力范围之举接二连三；清廷借义和团之力冒然挑战，惨败西窜；督抚联外人行“东南互保”；革命势力此伏彼起……此时，清廷之权威进一步大损，而地方实力派之自主意识愈加迅猛抬升，原来支撑天下的列强-清廷-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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