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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模式与清末变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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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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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督抚三足架构开始动摇。到了这步田地，清廷才宣布变法。虽然已拖得够晚了，但此际也非无回天之某些可能：毕竟瓜分之议暂息，革命尚不成势，而各省还算平静，何况慈禧尚在、疆臣尚从，改制之献策层出不穷。如果此时抓住难得之机，开诚布公，急起猛进，推展包括联邦转型在内的制度改革，应能有大作为。 四、清廷未采用联邦模式之原因
清廷终于未能及时进行实质性的变政，天下也随之而失。究其原因，就清廷方面来说，首先是固有的中国政治大势统分周期运动的巨大潜力。满清得天下已二百年有余，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已进入笔者所称的“分裂时期”，它所剩之元气不过刚够其苟延残喘。满清之衰微不振、迅速破败，一方面给改制腾出了相当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却又意味着难有足以担当之明君，——即使有，也难以施展于积重难返、绝症缠身之体。
以清廷内心计，此际无非有三策。其上：驱逐列强势力，削平各省山头；其中：保持现状，拖延待变；其下：顺应潮流，改制变政。这“上策”实际上正是下策，甚至是死策。清廷之不救，正表现在他们甚至连现状也不知道维持，竟异想天开地要逆势而动，破坏三角联盟，自己拆自己的台。借义和团以攻列强，借立宪以压疆臣，就是其突出表现。和列强难以匹敌，又不愿维持与督抚的既有关系，以致就连迫于压力而不得不举行的救亡“新政”，也被用来谋图恢复其满族贵族独大与中央集权的不甘之心；于是就有了不学美欧主流模式，反以三流变种之日本为楷模之能事。本来应当用来明确划分、确定中央-各省权限的立宪，在他们手里却成了从督抚手中大量收权的手段；本来应该用来进一步削减中央集权的地方自治，也被他们反用作从下面夹击督抚省权的手段，等等。慈禧在时，虽也拖延，尚能与李鸿章连手，玩弄权术以平衡大局；但与李后之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其关系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本来，慈禧就过分依赖于某一汉族疆臣、廷臣，而没有形成各个地方实力派（各省、各军）之间的均势，结果埋下了以后不仅无法有效对付外省之起义、更无法对付以超群实力为后盾之权臣的夺权。）慈禧一旦辞世，其后继者非但不谋挽救，反倒急着要集权于满族亲贵，岂不是自招反叛？慈禧之强项不化，载沣之儒弱优柔[18]，不正是清廷衰微不振之表征吗？清廷之亡，其主因不在于革命派之造反，而在于被他自己推向对立面的各省势力和汉族官僚势力之易帜。化友为敌，不亡待何？
这样一个扶不起的朝廷，就难怪其意志麻痹、改革迟缓了。早先，甲午之前政治变革的几无进展，与列强入侵和各省分离的暂缓不无关联；但即便在甲午之后，清廷仍然紧迫感不足，改革进展很慢，甚至时有倒退，如对戊戌维新之封杀。“变法上谕”发出后，动作仍慢得不近情理。就在1901-1905年间清廷除编练成北洋六镇外几无作为之时，革命派却实现了整合。1905年，在日俄战争后众督抚、大臣的压力之下，慈禧才同意立宪[19]。改革渐次展开的同时，立宪派和革命派却在更快地发展壮大起来。就这样拖沓敷衍到慈禧死，大势多半已去矣。当只剩下最后一线生机时，宣统朝也只是在全国上下一致的巨大压力下才勉强同意缩短立宪预备期，但为时已晚。正如当时民谣所唱“戊戌立宪，万世帝王；癸丑（1913年）立宪，国破家亡。”[20]清廷在1911年的倒行逆施，更无异于火上烧油，使得即使是那些“初恐朝廷之不立宪，其续愤政府之假立宪”的改良派，也“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了[21]。
五、清末变局中的其他各方
以督抚为首的各省实力派，是清末演变中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其重要性实际上超过了清廷。
“中国人言自立者，以台湾为起点。”[22]1895年以当地巡抚为首建立之台湾民主国，虽因势单力薄而失败，但却首创了“独立”这一对抗清廷以及列强，从而参与国家级政治的新形式，对清末民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甲午战败虽割地赔款，但毕竟是败在藩属，败在边疆海上，因而并未真正触动统治层的神经。
大多数督抚特别是其中的大督，与慈禧集团是互为依存的。他们虽然在戊戌政变前曾脚踩两只船，可一旦上面眉目传情，就都弃光绪、维新派而去了。只是到了后来，在经历了八国联军的炮火和“东南互保”的抗旨不遵后，大清唯有变政立宪才有救、否则先谋自生——才逐渐成为许多督抚的共识。但1900年李鸿章拒绝孙中山、张之洞拒绝唐才常据省独立之建议，再次充分说明了他们“宁愿等待”[23]到清廷难保时，否则是很难站到造反者一边的。
特别应注意的是，在1906年9月清廷下谕预备立宪之后，督抚们提出了不少立宪改制的建议，其中有关扩大省权与划分权限的画策，已与联邦模式的诉求相当地接近。
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预备立宪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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