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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模式与清末变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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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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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另外同盟会（实际上是各地革命团体间比较松散的联盟）也没能真正贯彻分头行动、相互配合的总体战略，而只是看见孙仍像兴中会时期一样专注于南疆边省的起事，显示出他缺乏以联邦原则总体协调各省革命党行动的胸襟和能力。由于包括这一关键因素在内的诸种原因，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只得被动地仓促上阵，结果，连已建立的政权也维持不住，更不要说去建立什么联邦了，何况他们此时非常热衷于革命党的中央集权呢？[45]
结 语
有意思的是，在清廷行将就木之际，满清皇族中竟也有“主张退据东三省”，“并将蒙古、西藏各番属改做联邦”，与东南各省共和势力南北对立者[46]！行此能否成功且不必论，可怜他们行此的能力又在哪里呢？即使万一还有此能力，也为时太晚了。
总之在清末，中国政治大势之统分周期仍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分裂、离心的大潮几乎左右着一切；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传统的阴云，也仍然笼罩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头上。在这种情势下，相当脆弱的联邦主义要想立足，其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注 释
[1]谭嗣同有言：“中国自有中国之盛衰，不因外国而后有治乱”。（《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页233。）
[2]详见西岭独行：《中华政治大势之统分周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今）》（《中国研究》2001/2（26）www.nows.com:81/c/）中的“中国政治大势周期表”。
[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并无足够严重的主权与领土丧失，不过伤及皮毛而已；这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害及腹心，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还不能看作是中国分裂时期的开始。
[4]满清“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0），页211。）“到了1860年，中国已经几乎完全处在西方侵略者的摆布之下。”“从根本上来说，其（指清廷）所以维持着名义上的独立，是因为任何强国均不愿意无克制地提出要求，以致使自己陷于与敌手发生战争的地步。”（C·L·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页456，458。）
[5]比较新的有关论述请参见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世纪中国》“星期文粹”2002年3月D期 www.cc.org.cn）
[6]“清统治者对洋人已由畏惧而逐渐转向依赖，其对南、北洋大臣也由限制变为依靠。因此，南、北洋大臣对清政府的施政，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支配作用。”（刘子杨编著：《清代地方官制考》（紫荆城出版社，1988），页46。）
[7]“独立之反面依赖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反面营私也，非独立也。”（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出版社，1977），页10。）
[8]苏辙：“夫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唐论〉，《三苏文评注读本》下，卷四。）
顾炎武：“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论〉，《亭林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59），页12。）
焦易堂：“……于是中央责地方之跋扈，地方责中央之专横……若使省制定于宪法，则中央与地方皆有所遵守，跋扈者无从跋扈，专横者无从专横……”（〈在宪法会议上的发言〉（1916年10月），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华文出版社，1991），页169-170。）
查尔斯·A·比尔德：“通过适当行使这样划分的权力，联邦和各州得以保持他们的完整，相互给予力量，相互制止过于中央集权或过于地方化，并使相互间的关系易于处理。”（《美国政府与政治》（商务印书馆，1987），页11。）
[9]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中央与地方关系”条中有关“合伙型”和“代理型”的比较（页97）。另外，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中对“部落联盟模式”与“酋邦模式”的比较，也很有参考价值。
[10]和单一国的一个政府相比，联邦国把权力“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所以“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保障。”（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9），页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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