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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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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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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黄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终由于在进行社会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为，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产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是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
共产党要想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并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革命目标，就必须要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以建立一个公平共产的社会为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号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权为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为此，他们宣称自己是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政党。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主要是将其理想化“解放全人类”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第二条所列的四点纲领就鲜明地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同时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也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
在革命的实践中，知识精英对工人的革命输出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们以符合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进入工人社区，其中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班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他们先以拜访学生家长的名义进行活动，在与工人有一定结触后，就开设工人补习学校，并对工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教育，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 这类具有半政权化具有的“苏维埃的雏形 ”的组织 。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动员方式，共产党将产业工人纳入到革命组织之中。当然，这些在革命动员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并不是内生的政治社团，而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之初就被一种外在的理论和需要所困惑。
应该说，当时的工人运动，“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为了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提出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部环境所可能和必要的斗争” 。因此，被当时更为激进的共产党人称之为“生活改良的运动”，而且“又多专注在‘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两个问题上面”。显然，这与革命的目标是有距离的。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就对“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纪元”安源工人“幼稚的地方”提出过批评。他说：“为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以直接的经济的利益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固然很紧要而且不可免。但工人运动若偏落在这一方面，是没有革命的意义的；而且工人底本身亦必然地要落在生活恐慌的循环圈中。”“然而，要使劳动运动带着政治斗争的色彩，必须劳动者都有明白的政治意识。故工人团体应当给工人以主义底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底常识与革命底工具――策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要求工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劳农专政” 。
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都是刚从小农生产者转化而来的。他们对于革命的体验与共产党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工人成为双刃剑。对此，当时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有过很深的感受。他说：“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罢工是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实际上主张劳资调和的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这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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