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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时间:2009-7-24 13:57:00  来源:不详
立了一个以革命为标志和合法性的民族国家。 

   二、被异化的革命胜利成果 
     
    共产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革命目标。但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和战争式的动员方式制约着执政者的制度性选择。工农的“解放”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间形成了新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坚持革命理想和延袭了战争动员方式的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展开了一场自我毁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为标志的。但是,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这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而应该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和获得权力后所“发动的结构变迁”。因此,“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事实上,共产党早就公开宣称:“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革命性变迁?以及在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中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什么? 
    尽管共产党是知识精英以工人阶级名义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又是依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来夺取政权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以革命为合法性的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作为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讲话:“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可见,象刘少奇这些共产党高层领导并没有将共产党真正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尽管如此,由于受革命动员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承诺的刚性制约,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人阶级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成为了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统治基础及“领导阶级”,就需要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神圣化的过程,也就得赋予“解放”了的工人以相应的政治的经济地位。因此,建国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政治上,工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有所改变,通过阶级成份的划分,确立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工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赋予了新的含义,并通过将工人阶级“泛化”来对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在经济上,通过救助失业人员,废除具有封建色彩的用工制度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并逐渐建立统一调配的劳动规范,初步实现了劳动力非市场化。在组织上,通过对传统工人组织的洗,逐渐实现了工人组织的国家政治结构化。 
     
    如果按照共产党最初的承诺,解放初期工人阶级的这种“解放”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1956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怀下合法地存在着。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劳资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会发生。面对这些冲突,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调和派的整合主张,“剥削有功论”也有一定时期获得了肯定。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资本家为获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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