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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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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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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048元，增长了15.20倍，而同期采掘、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产业工人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52元上升到2000年的7870元，只增长了11.96倍，前者是后者的1.28倍。而且，这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还享有远远超过工资收入的劳保福利及公款消费。而那些代表国家直接掌握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合法”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通过“内部人”控制等方式将国有财产非法地转为己有。（2）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出现了一个权力资本化时期，社会财富通过非公平的体制转移，使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了新生代资产者。加上通过劳动或其它方式实现资本积累的资产者，到2001年全国共有460.8万私营企业主。他们是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中最具有活力也最能获利的社会群体。（3）在“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口号下，知识精英也获得了社会财富的部分支配权。他们的年平均工资收入从1978年670元升到2000年13729元，增长了19.73倍，是四大行业产业工人的1.74倍。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诸如课题费等方式获得大量的经济资源。（4）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转换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他们之间已经具有了身份转换的通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同盟。
其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1）社会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贫富之间的差距已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发展到1995年0.388，1996年则上升0.424，到1998年以后一直在0.456以上。其中2000年达到了0.458，10年上升了1.6倍。而随着社会财富的都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2）产业工人地位全面下降，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劳动环境日益恶化，劳资冲突加剧。90年代中期工矿企业所进行的“减员增效”改革，使3540万国有企业工人和1835万集体所有制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实际下岗的工人应该在3200万以上 。由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许多下岗失业工人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出现了近千万的绝对贫困工人；由于没有建立必要而刚性的劳动保护制度，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企业和资本家的无情侵犯，拖久职工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2000年全国共有79116个企业不同程度拖欠了1393多万职工的319亿元工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成倍的增长，国家劳动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从1994年的19098起，到2001年则是154621起，7年增长了7倍；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不顾工人的死活，特大恶性事故常有发生，工人伤亡事故也从90年代起直线上升，到1998年千人死亡率达到了0.262。（3）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获得的成果已经被各种苛捐杂税和强大的市场所吞没。农民居民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快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后已经停滞不前，到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长只有2.1%；而农民负担却在逐年加重，特别是中部地区普遍高于国家规定的5%标准，有的地方达到了15%以上；农民的流动受到各种限制，农民工不仅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还普遍受到人格歧视。（4）被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组织性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第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集团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溶入的能力。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的则是，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集团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也就是说，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处于强势核心集团之外的社会成员要想进入则需要非常高的成本，表现为一种排斥性效应。这就决定，在事实上工农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边缘化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毫无疑问，这种排斥性体制具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些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随着改革合法性的丧失而发生大规模的社会乱动，以动摇社会发展的基础。许多具有社会话语权的知识精英认为，由于中国现阶段已经实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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