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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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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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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的联盟，加上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足以防止一切社会动乱。显然，这种观点并不了解中国社会冲突发展的一般逻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政治危机甚至导致政权解体，大都是由于政治合法性失去后，局部性社会动乱得以发生，并引发全局性的政治危机。自“改革”和“发展”作为新价值话语后，虽然已曾经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可是如果广大工农长期不能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并让他们认识到了正是这种“改革”和“发展”造成了自己边缘化地位的话，“发展主义”这面大旗不仅会失去动员能力，而且会激起工农全面反抗。这种反抗并不只停留在消极的抵制上，还会更多地表现在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行动。事实上，目前处于排斥性体制边缘的工农出现了局部性的抗争活动已具有了政治性冲突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工人抗争在规模和影响上以东北工业基地为主，农民抗争则以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和江西为主；工人抗争一般采取阻塞县以上的党政机关，交通要道为主，农民抗争则采取暴力手段直接攻击县以下的乡镇党政机关；工人抗争时的主要口号是“要工作、要生活”，农民提出的口号主要有“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村务公开，民主治村”；工人抗争在规模上出现了跨企业和行业的联合，农民抗争出现了全县性的联动，上万人甚至几万人的事件已不足以为怪；工人抗争出现了以下岗职工（包括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为主体的动员力量，农民抗争由则主要以在乡退伍军人为动员的骨干。虽然这些事件大都以政府的退让或武力镇压而得到平息，但是，如果一个政权需要利用国家暴力机器来镇压广大工农的反抗时，这就说明社会稳定的基础已经动摇了。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社会主义“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然而，“终结革命”并不是割裂历史或忘记历史。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表明，革命动员时的历史承诺实际上成为了一份不能回避的政治遗产。这种政治遗产对于成为了执政党以及全社会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沉重的历史负担也可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负担，我们就会看到，革命年代的政治承诺与发展主义价值观及现行的政策性选择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为了保持自己历史道统及其合法性，执政党在大力提升资本家的地位同时还不得不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此类“皇帝的新衣”，在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却因无法解决亿万工农的基本生活而导致社会稳定基础动摇。然而，如果将这些革命承诺视为执政党的财富，又可以获得工农大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同，并为全面扼制正在强化的排斥性体制提供力量。当然，这需要执政者表现出真正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重构工农“解放”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我们是否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同盟军”此类主张，是否宣称如何代表他们的利益，都应该通过建立必要的社会制度，并让工农成立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以此来保卫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来维护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来促进全社会各阶层的协调发展。
结语
20世纪由知识精英动员起来的工农运动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当政者和知识精英的共同努力下，革命话语失去了社会动员的意义。当发展和稳定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动员时一切政治承诺的严肃涵义都被消解了，革命最终在政治行为和社会意识中都被宣告终结。工人阶级也将由意识形态的“领导阶级” 回归到了现实生活的雇佣劳动者，并由此深刻地认识到了其边缘化的地位。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改革初期生活得到改善的喜悦也早已失去，且被苛捐杂税盘剥得要铤而走险了。而导致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正在通过吸取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获得更加强大的诉异力。这些都说明，中国社会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因为，如果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建立以社会各阶层均衡发展的公平体制来防止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工农的边缘化，不能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来保护工农的基本权益，不能在新的价值和意义上解放工农，那么，要“告别革命”就只能是一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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