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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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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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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利益而与共产党政权之间产生了冲突，迫使共产党的高层坚定了以革命的方式剥夺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决心。因此，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体制。正是在国有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身份制”。这种身份制具有经济利益的等级序列化、劳动关系非契约的行政配置、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及超稳定的刚性结构这些特别。它一方面让工人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工人”这种身份，得到了国家某些庇护。另一方面使工人失去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工人被结构化成了国家工厂里的“镙丝钉”。而且在等级管理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面前，生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地位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扩张，一个超规模的社会管理阶层即官僚阶层就具有了完全的形态和独立的地位。这样，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事实上与工厂的管理者及国家管理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工人在这种身份的等级序列中仍然处于最底层。作为政治符号的“工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工人”之间的角色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显现出来了。而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如何解决此类冲突产生了分歧。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与官僚机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矛看，只有将革命延续下来，进行继续革命，工人才能最终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思想的社会化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它赋予了工人阶级无比的神圣性，工人被彻底意识形态化。
与工人阶级所获得的政治经济地位相比较，农民虽然以枪杆子支持了共产党夺取政权，但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只获得了“同盟军”的地位。为了安抚农民这一“同盟军”并从乡村社会获得更有力的支持，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开始履行自己“耕者有其田”的承诺。经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探索和实践，到新的民族国家成立之时，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土地改革政策和办法。因此，随着夺取国家政权的进程，推行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基本路线的土地改革也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为了推进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土地改革，共产党还恢复了农民协会，并在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中将农民协会界定为“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这些农会组织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动员的的工具，它“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并“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 。但是，以土地改革为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农民协会，只能代表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其革命理想绝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的，也不可能让农民协会成为一股独立于国家行政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的。因此，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那些曾经充当过重要角色的农民协会，也就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
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共产党人看来，土地革命和改革虽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实现了土地农民所有制，但并没有创造一套防止乡村社会因人地紧张以及土地趋向集中等情况下所带来的再度两极分化的机制。而且，农村土地改革仅仅是在乡村这种封闭的传统社会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城市和工业的支援，也就不可能创建使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机制。因而，共产党和毛泽东把土地改革仅仅看作是“民权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土地所有制仅仅是一定时期出于革命和现实需要而确定的暂时性目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进行土地制度的集体化和国有化改造 。这种改造就是以革命运动的形式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口号下，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强令各地整齐划一，必须在规定时间按规定模式完成农业合作化。到1957年底，全国97%的农户自愿或被迫加入了高级社 ，接着就是全面推行人民公社运动。在这一系列“运动”之中，建构了通过“集体化”走向共产主义的动员性话语体制，农民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双重强制下失去了刚分到手的土地，那张有人民政府大印的土地证变成了没有任何权利意义的废纸。不仅如此，国家还通过了统购统销制和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对农民的强制性剥夺体制，数亿被“集体化”了的农民在失去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状况下经受着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无情的剥夺。而这些强制性管理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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