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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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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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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却因“革命”赋予了绝对的合法性。
然而，以“继续革命”为依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少部分掌握社会发展话语权的“革命知识分子”通过“无情打击”使广大知识精英边缘化；对城乡二元分离的强制性剥夺体制将农民变成了不能享受基本国民待遇的“现代农奴”；绝对“平均主义”使意识形态化了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并没有真正改善。“继续革命”的正当性最终由农民因饥饿而向人民公社体制发起进攻惨遭否决。
三、革命终结后的政治遗产
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在发展主义旗帜下终结了革命。然后，由于对社会公平体制缺乏必要的关注，经济的增长并未使社会所有阶层受益。权力与资本和知识的联盟垄断了全社会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工人和农民社会边缘化程度加剧，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具有不可逆转的排斥性体制。此时，革命动员时的历史性承诺就成为了一种政治遗产，不仅制约着统治者的选择，而且有可能被处于社会边缘化状况的工人和农民作为新的革命武器。
改革开放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自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革命的话语被逐渐淡化，经济建设获得了绝对的正当性。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口号下，执政者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的转换。到了新世纪的中共十六大就在其《党章》中明确宣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共产党终于在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后才公开明确地表示要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了。这就非常清楚地向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要终结革命了。
事实上，知识精英早就希望告别革命。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和刘再复在其名著《告别革命》中就将革命视为20世纪中国许多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在革命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怀疑的时候，知识精英进行了寻找新的社会价值的努力。于是，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新右派纷纷出场。无论他们之间的理论建构有多少不同，否定“革命”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思想家的这些观点还得到了经济学家的支持。德尔芬?内托的“蛋糕论”及S?西蒙的“积累优先论”为中国改革家们的行为提供强有力的说明。于是，一种与拉美“精英意识形态”相似的“发展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这种“发展主义”企图通过发展来解决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它主张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但同时要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变革，或者至少要把这类改革减少到最少限度。在他们看来，民主和社会公正会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自动出现 。这些“发展主义”盛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革命”彻底失去了正当性。
革命就这样终结了。在发展主义旗帜下，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甚至到了新世纪被称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人们惊讶地看到，由于对社会公平制度缺乏应有的关注，中国出现了一个将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
如果我们能超越意识形态视野，就会发现，这个排斥性体制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社会形态：
其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实现了联盟，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对现行体制具有基本的认同感，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1）权力主体利用国家权威通过财税体制强化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并主导着其的分配。他们由于垄断了国家的权力资源，而在经济上成为了最主要的获利者。党政机关机关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61元上升到2000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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