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
时间：2009-7-24 13:57:00 来源：不详
|
|
|
恰是革命动员的结果。因为，革命意义的“工人解放”并不是以恢复手工工业为目标的，它需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让工人获得工厂的管理权和剩余的分配权。为此，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就决定在具体的社会行动时，并不将工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保护对象，而是以破坏工矿的正常运转作为斗争的手段。工矿在这种无节制的斗争之下，资本的利益被否定，工矿失去了活力，工人也就走上了失业之路。失业的痛苦教育了工人，也促使工人出现分化。小部分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失业工人参加了后来的工农暴动，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工人开始意识到了“工人解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无节制的工人运动是不可以带来实际性的经济利益的，因而普遍失去了革命热情，转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共产党对工人的革命动员也就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失败而宣告终结。
共产党进行底层动员的另一个对象是农民阶级。事实上，共产党早期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共一大和二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中都没有农民或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党的任务是1922年11月中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该计划所列的“农民问题”认识到：“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并提出“应在农村组织佃农协会”“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等 政治目标。到1923年中共三大时，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草案》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并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有必要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和对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作为共产党人主要的政治目标确定了下来。
但是，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会。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农民书》提出的政治性主张，就是要求“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并赋予“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等 。可以说，共产党最初领导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农会运动”。这场农会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并控制的农村社会革命。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然而，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共产党人也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由于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将改变乡村社会形态。“农会运动”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这样的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地调整策略，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农民解放”的基本内容，鲜明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显然，这一革命动员令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也就极大地鼓动了农民对旧体制的反抗。当毛泽东将“农会运动”向“农民暴动”转变时，也就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响应。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动员目标的鼓动下，农民选择了共产党，并用枪杆子帮助共产党打倒了以社会上中层利益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