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宪政的起点：《钦定宪法大纲》 |
 |
时间：2009-7-24 13:57:10 来源：不详
|
|
|
，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那幺，为什幺“预备立宪”必须从官制改革入手呢？要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来看看当时的一些大臣官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九０六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人在《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援引日本的先例，认为“日本之实施宪法在明治二十三年，而先于明治七年，明治十八年两次大改官制，论者谓其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诚以未改官制以前，任人而不任法，既改官制以后，任法而不任人。……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显然，预备立宪先定官制，也是援引了日本的做法。
8月25日，戴鸿慈，端方又奏请改定官制，并提出八项具体改革意见：略仿责任内阁，以求中央行政统一；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地方重要衙署皆设辅佐官（次官），中央各部主任官（长官）事权应当统一；调整中央机构；变通地方行政制度；裁判，税收官员独立；取消吏胥，代以书记；重新制定任用、升转、惩戒、俸给、恩赏诸法及官吏体制同日，朝廷命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瞿鸿暨、荣庆、鹿传霖、铁良、徐世昌、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鼎、王文韶、世续、那桐和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阅看考察大臣条陈的折件。因此，官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仿行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
应该说，上述的意见和建议，在官制改革的活动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实施。对于制定官制，编纂大臣似定了五条基本原则：一、“参仿君主立宪国官制厘定”，此次只改行政，司法，其余一律照旧；二、改革要做到“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副责成，尽心职守”；三、实行三权分立，议院一时难以成立，先从行政，司法厘定；四、钦差官，阁部院大臣，京卿以上各官作特简官，部院所属三四品作为简官，五至七品为奏补官，八九品为委用官；五，另设集贤院，资政院安置改革后的多余人员。
史实：首先，调整国家机关，明确职责。其次，根据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分权以定限”，调整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再次，改革官吏任用制度。
8月27日，慈禧召见袁世凯，袁面奏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戴鸿慈，端方奏请设立编制局，制定官制。七月，清廷宣布立宪，着手厘定新官制；九月，改旧部衙为民政部、度支部（财政）、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等；
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7人、蒙古人1人、汉人5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 8月28日，受命阅看考察政治大臣折件的诸大臣讨论是否实行立宪。军机大臣奕劻认为：立宪有利无弊，符合民意，应从速宣布。反对者提出：中国情势与外国不同，实行立宪，必至执政者无权，坏人得栖息其间，为祸非小；人民不知要求立宪，授之以权，不仅不以为幸，反而以分担义务为苦；实行自治，坏人便会掌握地方命脉，非常危险。立宪派官员认为：国民程度的高低全在政府劝导，如坐等提高，永远不能立宪，只有先事预备立宪，诱导提高国民程度；正因中外情势不同，才定为预备立宪，而不是立即实行。曾经在戊戌变法中背弃“维新派”的袁世凯此时则坚决主张立宪，甚至表示“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
辩论结果多数同意改为立宪政体，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
清政府接受了考察政治大臣的建议，确立了师法日本的指导思想，明治维新从改革官制入手，清廷亦然。清政府的中央机构原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大理寺；行政中枢为军机处，军机大臣无定员，均有兼职；内阁原为行政总汇之地，后逐渐被军机处取代，至清末已成为闲曹；此外尚有太常寺，翰林院等机构。中央体制改革以一九０一年应西方各国的要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交部，一九０三年设商部，一九０五年又增设巡警部和学部。另外还增设财政处，练兵处和税务处。这样就出现了新旧并存的现象。而更重要的是，在专制体制下，行政、立法、司法不分，这三权集中于皇权手里。一九０六年九 月二日，朝廷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袁世凯等共同编纂官制。着总督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会议。
体制改革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利益，因此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各部大员，“；二是各部司员，；三是满员，成立责任内阁的草案传出以后，斗争立即趋于激烈。反对派的主角为军机大臣铁良，荣庆。如成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