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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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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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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任何具体办事人员一样，需要在官员指挥下经办例行官府文书；但另一方面则还需要向官员提供有关法、例，和对官员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事”，核查是否违反法、例，从而在颁布大量法、例对官员“禁防”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发挥着督促官员奉行这些法、例的特殊作用。
清朝嘉庆帝在一道上谕中说：“朕……孜孜图治，不敢暇逸。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26]
可是嘉庆也不想想，惯于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百官，特别是第一、二、三品的高官，为什么甘心“听命”于卑贱的吏胥呢？
原来奥妙就在于吏胥熟悉法、例，而官员并不熟悉(道理见后)，如果官员不考虑吏胥意见，一意孤行，违反法、例，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所谓“听命于书吏”，实际上是“听命于”法、例，归根到底，是出于害怕颁布法、例的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
这种情况，历代可以说基本上全都一样。
早在宋代，叶适已明白指出：“夫以官听吏，疲懦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在另一地方他又指出：“废人而用法”也就是“废官而用吏”[27]。
明顾炎武也明白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28]。
毫无问题，叶适也好，顾炎武也好，所说吏胥“柄国”、“废官而用吏”之类的话，具有相当大的夸张性(上引嘉庆所谓官员皆“听命于书吏”的上谕也是如此)，关于此事，下文还将专门讨论；但这些话却清楚反映，卑贱的吏胥握有权力，而且在不少情况下权力相当大，甚至凌驾官员，这是历代王朝大量颁布法、例的必然结果。而如前所述，由于大量颁布法、例，又是我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为了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不可避免要采取的基本措施，因而吏胥制度的存在并具有特殊机制，吏胥发挥着督促官员奉行法、例的特殊作用，也就是历史的必然。唐宋以后，许多人严厉抨击吏胥制度，力主加以改革，一直到清末都毫无结果，原因就在于此。 二
可是，为什么吏胥熟悉法、例，而官员却不熟悉法、例？
大量史料证明，在熟悉法、例上官员与吏胥其所以存在巨大差距，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如前所述，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颁布的法越来越多。不仅如此，这些法还往往“朝令夕改”，“率尔颁行，既昧经常，即时更改，……烦而无信……”[29]。“朝下一敕，夕改一令。……殆不胜纪录”[30]。再加上法外有例。本来制度是“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实际上许多时候又允许或默许“引例破法”[[31]]。例又很混乱。明代是“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32]]；清代是“或一事设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指刑部以外之五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33]]。对于这些法、例，各级官府中少量的官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熟悉的。宋代司马光曾上书说：当时不算其他机构，仅“尚书六曹条贯共计三千六百九十四册”[[34]]，再加上“敕令格式一千余卷册”，“虽有官吏强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观而详览，况于备记而必行之。”[[35]]至于地方上，如最基层的官员主要是知县，什么事务都负责最后决断，却只有一人，佐官也只有数人，要想熟悉各类纷杂法、例，自然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吏胥则不同。《大学衍义补》卷九八《胥隶之役》下说：唐宋以后“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职一司，官长不过数人，而胥吏不胜其众”。明末侯方域估计：“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36]；吏胥又各有分工，《明(万历)会典》卷九《到任须知》便明白记载县衙门吏胥共分吏、户、礼、兵、刑、工六房[37]。清制同。这样，吏胥熟悉法、例就远比官员容易。再加上除君主颁定法、例外，各级官府根据法、例和具体情况，也不断颁发各类官文书[38]；而县级官府处理刑名、钱谷等事务，又存在许多惯例(在不违反法、例前提下，经上司批准，对某些事务的特殊处理办法)，这些也只有人数多、分工细的吏胥能掌握。上引《到任须知》便说：吏胥分工“如刑房专掌刑名，户房专掌钱粮，该吏承管日久，则知事首尾，容易发落”，大体便是这个意思。总之，在存在大量纷杂法、例的条件下，官员、吏胥在数量上、分工上的悬殊对比，决定了官员远不如吏胥熟悉法、例，而且这一基本状况，一般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官员其所以很难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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