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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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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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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由吏员出身跻显秩者，亦复有之。至于身为吏役，为善种德，以致子孙贵盛者，更复不少”[110]。清袁枚说得好：“吾不解今之为政者，一则曰严胥吏，再则曰严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兽也。使果皆鬼蜮禽兽，宜早诛之绝之，而又何必用之而严之？”又说其所以要“严”，“岂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试问已舞之文，判行者，谁耶？加印者，谁耶？彼舞而我亦随而舞之，不自责而责人何耶！”[111]这是有道理的。唐宋以后，其所以如叶适、顾炎武等许多人抱怨“废官而用吏”、“柄国者吏胥而已”，不少文章甚至痛骂吏胥“行己若狗彘，噬人若虎狼”[112]；似乎非用士人取代吏胥，统治危机便不足以解除，除了认识问题外，实际上只不过反映在历代王朝颁布的大量法、例面前，由士人充任的各级官员处理日常政务自主权少，而要受地位卑贱的吏胥“检、请”等的约束与限制，因而愤愤不平，借吏胥舞弊之机，过甚其词，以发洩对王朝大量颁布法、例的不满。[113]这些话是不能理解得太实的。历代王朝其实也明白这些话的夸张性，自然也就没有感到采纳这些建议的迫切性，有时虽采纳，也在少数官府中推行，遇到困难与阻力，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以士人代替吏胥，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所以尽管不断有人倡议，最后还是没有结果。这就从另一角度再次证明，在中国古代，吏胥发挥着特殊作用，官、吏制衡机制长期存续，是历史的必然，有其独特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参《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一册，20—30页。以为“府史尊于胥徒”。又元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原士》曰：古代士农工商，“惟士得仕焉”，“外是，则处官府，职簿书，有吏焉。下是而任奔走服役，有胥徒焉”。
[2]《旧唐书》一百六《杨国忠传》：历、兼四十余官，事务“皆责成胥史”；叶适《水心别集》卷十四《吏胥》；《日知录集释》卷八《吏胥》；牟顾相曰“唐宋以来，……吏胥日横”，见《清经世文编》卷二四《说吏胥》。
[3]“吏员”，见《明(万历)会典》卷七。“吏”，见《清(光绪)会典》卷十二。
[4]如苏轼说“胥吏(即吏胥)行文书，治刑狱、钱谷”，见《苏东坡集·奏议集》卷二，元丰元年十月《上皇帝书》；明丘浚说：《周礼》之“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见《大学衍义补》卷九八《胥隶之役》。又参《吴礼部集》卷十《原士》吴师道语。又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绪言，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请参看。
[5]如明、清法典都规定充“吏”是“役”，见《明(万历)会典》卷七、《清(光绪)会典》卷十二。
[6]参《文献通考》卷三五《选举八》、《大学衍义补》卷九八《胥隶之役》。后者引郑玄曰：“庶人在官，谓……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原文见《礼记·王制》“庶人在官者”注。)
[7]当然，比起同是“庶人在官”，而单纯从事厮役等体力劳动的皂隶，吏胥身份又高一些。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记代萧 早岁为吏，“呈牍(府)尹前。尹偶坠笔，目公拾之，公阳为不解，而止白所议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笔责在皂隶，非吏所任。”是一证。
[8]《水心别集》卷十四《吏胥》。
[9]《明夷待访录·胥吏》。
[10]《驭吏论》，见《清经世文编》卷二四。
[11]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647页《清吏胥》引，中华书局，1980年。
[12]仅以经济言：如土地买卖自由；商店设置由限于专门商业区“市”，与住宅分开，发展成打破“市”界，与住宅交错；银币流行；纸币出现等，参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二、三卷，商务印书馆，1959、1963、1973年，吴杰译。
[13]《日知录集释》卷九《守令》。
[14]《水心别集》卷十《始议二》。
[15]参拙文《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三元丰四年六月甲子。叶适甚至说：“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小大，一听于法，(官员)虽杰异之能，不得自有所为……”，《水心别集》卷三《官法上》。
[17]《日知录集释》卷九《人材》。
[18]《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说：“……后世……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故其法不得不密。”与顾炎武说法完全一致。可见这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共识。
[19]《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瑒上书即将“流外出身”视为“胥史”即吏胥。详参张广达《论唐代的吏》，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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