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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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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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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熟悉法、例，官员不熟悉法、例，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无法改变的；从而进一步证实，吏胥发挥着督促官员奉行法、例的特殊作用，确是历史的必然。
还要指出，以上主要就官员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唐、宋、明、清立论，如果将视角集中到官员文化素质偏低的朝代如金、元，就可看到，吏胥制度的这一特殊机制，更为突出。如在元代，地方上“往往荷毡被毳之人(指蒙古人，一般不识字)，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之具文书上，又详指说焉”，以至于吏胥“或援一例，而聋瞽钤制其官长”[61]。这岂不证明，尽管存在弊端，但离开吏胥，这样的官员就无法奉行法、例了吗！ 三
前面提到，叶适与顾炎武慨叹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废官而用吏”，“柄国者吏胥而已”，他们的话是不是事实呢？
否！不是事实。
固然，吏胥熟悉法、例，官员不熟悉，而为求政令统一，历代王朝又要求各部门、各地区严格执行法、例，则就官员与吏胥的地位言，表面上势必要得出叶、顾的结论。可是不争的事实表明，历代王朝的主要依靠力量，依然是官员；各级官府中掌大权的，依然是官员，全都不是吏胥。最突出的反映就是官员可以飞黄腾达，位居极品，物质待遇优厚，社会地位崇高，并且在处理政务中握有决断权(参前唐“四等官”判案过程自明)。吏胥则相差甚远：
首先，吏胥一般是“役”，是“庶人在官”，没有官品。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唐宋，吏胥的一部分在制度上还算作官，虽然是流外官；地位最高的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都事、主事、令史（宋），还是流外入流者充任的八、九品的流内官[62]。可是发展到明清，吏胥在出职前，却完全跌落成与官(包括流外官)不相混杂、交错的一个社会群体——吏或吏胥了。虽然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设有出职（官）制度，但出职后一般终生只能停滞在杂职小官上；纵有才干，得以升迁，其最高品秩也有限制。如即使被认为历史上吏胥地位最高的元代，后来也有“吏员出身者，秩止四品”，有时甚至是“吏人转官，止从七品”的规定[63]。
其次，吏胥物质待遇十分菲簿。在宋代占吏胥绝大多数的县吏“无廪给之资”[64]。宋神宗为防吏胥贪污受贿，行“仓法”，增加吏胥俸禄，逐渐县吏也有微薄俸禄了，但地方上的高级吏胥，俸禄也只不过等同于小官[65]。《明(万历)会典》卷三九规定：在京各衙门吏胥俸禄，多者每月米二石五斗，少者六斗；“在外各衙门吏典(月)俸一石”。仅能勉强过日[66]。清代对吏胥待遇没有明文规定，一般只给予微簿的“饭食银”[67]。
再次，吏胥社会地位低下，早在吏胥地位比后代还略高的唐代，三省主事等虽品秩为流内八、九品，但因是吏胥，士人便拒绝充任，“皆以俦类为耻”[68]。宋代有流内官品的吏胥，没有资格合班朝参君主，而官品比他们低的官员却可以朝参[69]。宋太宗时有一中书省吏应科举，已及第，“上知之，令追夺所受敕牒，……因谓侍臣曰：科举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因下诏明定中央、地方吏胥禁止应科举[70]。明、清两代吏胥地位更是等而下之。明太祖曾就科举事批示“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其后限制更多，“而吏员之与科举，高下天渊矣”[71]。清陆世仪说：“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并于世人君子者，吏也。”[72]钱大昕更说：“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73]清末冯桂芬仍说：“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于今日而等于奴隶矣。”[74]
最后，更重要的是，在处理政务中，如前述唐四等官，“主典”即吏胥只能整理资料，提供法、例，而无决断权。明、清吏胥原则上是“役”，就更谈不上决断权。明太祖《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75]：“今后诸衙门官，凡有公事，……或亲笔自稿，照行移格式为之，然后农吏謄真，署押发放。吏本黏连卷宗，点检新旧，验看迟速，知数目之精，未尝公事主谋在乎吏。今往往正官、首领官凭吏立意，施行其事，未有不堕于杀身者也。……凡百公事，若吏无赃私，一切字样差讹，与稿不同，乃吏謄真之罪。设若与稿相同，主意乖违，罪坐官长，吏并不干。”[76]此吏胥无决断权之明证。前引李慈铭称吏胥参与决断为“偷窃权势”，道理便在这里。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历代王朝的主要依靠力量，依然是不熟悉法、例的官员，而熟悉法、例的吏胥却不是，相反，政治、社会地位还很低？
在唐宋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是由门阀制度决定的[77]。随着门阀制度的变化、消逝，官员、吏胥在政治、文化、道德素质上的巨大差距，便上升为主要原因。
首先，由于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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