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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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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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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誊录恭缮实录时，应用纸张，每发十张照上届例准给备页两张，有错校过多者，即责令该誊录赔补。或收掌等徇情滥给以及收发不谨、遗失损坏者，查出均惟该收掌官等是问，仍责令照数赔补”[51]。
再如，涉及纂修程序和进度：纂修史籍是史馆的中心任务，“满汉纂修官每员名下应照上届，各以供事二员敬值，并派总敬值供事二员。凡汉纂修认定应纂每月书，先令该供事将此一月各项档案按日分类汇抄成帙，略如长编之例，交纂修官纂辑，以致事半功倍。成卷后先呈监修总裁、总裁恭阅。其汉本未成时，满纂修先将清字谕旨及应载事件敬谨译出，务与原本清文吻合，交与汉纂修汇辑。书成后若系汉文遗漏，惟汉纂修是问，若系原奉清文未经译交，致有遗漏者，惟满纂修是问。满汉本应派收掌官四员专司其事，逐日记明档簿，提调不时检查，至纂书体例及书内有应斟酌之处，并请监修总裁、总裁指示，纂修官与提调毋庸搀越”。誊录官缮写史稿，“汉誊录官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满洲、蒙古誊录，每人每日各写五百字”，“凡誊录领书交书时均记明档簿，令本员自行画押。有字画草率及控补过多者，书即驳回另缮。若如式者，收掌官收送校对处细校”[52]。
另外还规定收掌官要轮流值班，各尽其职，不准帮办，等等。
2、考勤考绩制度
清代史馆，特别重视考勤考绩，馆中都设有“考勤簿”和“功课册”，督促馆中人员按时到馆，加紧纂书，不能懈怠。如实录馆规定，“凡总纂、纂修、协修、收掌、校对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馆，勿使旷误，逐日画到，由提调官加押存查”[53]。国史馆的考勤几经变化，开始时议定纂修官每月必须到馆十四、五日，月月统计。后来改为半年一统计到馆天数，凡半年到馆不满七十日者，下半年补足。全年到馆不足一百四十天的，按日扣除其桌饭钱[54]，以示惩罚。再后来则采用“堂期考勤”，即规定每月三、六、九为堂期，届时到馆由考勤人员登记在册。除此之外，国史馆还设立“卯簿”， 在每月朔、望日点卯，登记在册[55]。另有“加班考勤簿”，记录加班人员到馆时刻。
日常考勤是为了督促馆中人员及时到馆纂办史书，功课考绩则是为了督促纂书进度。为了避免修书“旷日持久”，“赶办之法，在勤考课，考课密则勤惰易稽，功效日见”[56]。修书各馆对考绩都很重视，比如国史馆，就设有各种“堂期功课档”和“月功课表”，登记编纂、校对等人员交来的史稿数量、内容，“在功课上注明某日交功课若干页。仍不时核对，以免舛错”[57]。在国史馆的档案中还可看到立限完成某项功课的记载，如“此次派抄一统志副本之供事等务，须赶紧缮写，立限八月内交齐，并派承丛、方溥、徐锦、王成富、沈钟英、秦熙成、杨大钧督催，不得违限”[58]。再如实录馆规定，“除总纂、纂修、协修功课应缴监修总裁、总裁查核外，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及供事人等，功课疏密，差使勤惰，应行记功记过之处，比责成提调官记明加押，侯书成议叙呈堂公核”[59]。又如玉牒馆，“每月均将本月功课上报上谕处（即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60]。还有，乾隆时期开会典馆，上谕处规定纂修官每员每月须成二十篇，总裁张廷玉感到按月计数，过于仓促，提出按年计数，“一年内取足二百四十篇，凡有短少者，系何员名下之书，即指名参奏，将所领公费按数追赔”[61]，得到乾隆帝认可。此虽有所变通，但纂写数量并没有减少，目的仍是督促修书进度。另外，皇帝对修书进度也屡有催促，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清高宗上谕内阁，催促会典修纂，“纂修会典，开馆已届七年，而所纂之书，尚未及半。每次进呈，诸帙多经朕亲加改定，是时既迟延，书复草率，该馆总裁官所司何事耶？著交部察议具奏，定限一年告竣。如届限不完，必将伊等严加议处”[62]。
3、奖惩制度
为了保证修书质量和速度，史馆订有严格的督察处分制度和奖励机制。清代对修书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处罚相当严厉，“各馆修书，纂修官文理错误者，罚俸三月，总裁罚俸一月。校对官不能对出错字，校刊官板片笔画错误，不能查出者，亦罚俸一月”[63]。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披览国史馆所修国史，对其中的错误非常不满，指出“各馆进呈之书，皆经总裁阅定。况国史传信万世，更非纂辑词章可比，乃一经披览，开卷即有大谬之处，初非文义深奥，难于检点，并非朕过为吹求，但使该总裁等稍一留心，何至于此？著将总裁官傅恒等交部察议”[64]。嘉庆十年（1805）二月，会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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