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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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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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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能缮写之人，夤缘而进，及上馆之后，转行倩募，以致承修各书，不能刻期告竣”[76]，提出通过考试录用誊录官。虽然很快吏部就制订出在举人、恩拔岁副贡生及捐纳贡监等人中考试录用汉誊录官的办法，并要求史馆马上甄别在馆誊录是否符合要求，将不能书写之人逐出史馆[77]，但这些做法似乎并未起到什么作用，誊录雇人缮写史稿之风愈演愈烈。嘉庆初期修纂《高宗实录》，总裁刘凤诰就说“此历来各馆办书实在情形，臣到京三十年来所熟闻也”[78]，可见这是一种常见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管理疏漏。提调官在验收誊录功课时，“止取字画端楷，功课足数，并不计其是否本生亲笔，抑系雇人替写”。按史馆规定，凡誊录缮写不工，要驳回重写，甚至罚令赔写，“誊录多系贫苦书生，既恐误公，又惧赔累，不得不出赀雇请好手缮写”[79]，很有些被逼无奈的意味。
誊录雇人代抄尚不是最严重的事件，更有甚者，嘉庆时期编纂《国朝宫史续编》，提调官施杓令誊录官凑银八千两以求优叙，接受贿赂，以致物议沸腾，受到宗人府府丞陈崇本的弹劾[80]。后经刑部审理，施杓虽无“贿嘱情弊”，但“将未经办书之供事列于优叙”[81]，且与另一提调官昆山任意添派协修官，而所咨取之人，非亲即故，昆山之侄珠隆阿就在其中，目的是为了使那些未经得缺的亲故，“咨取到馆，以为压班补缺之计”[82]，完全是利用职权舞弊。这些情况，总裁竟全然不知。其管理上的疏漏，于此可见一斑。
管理不善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规章制度越来越不起作用，就国史馆来讲，考勤制度不为不善，但实际考勤结果却不很理想，从《国史馆档案》中所存的道光朝之后的“卯簿”可以看到，国史馆缺勤人员越来越多。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国史馆副总裁，当他至国史馆到任时，只见到部分满蒙提调、纂修、收掌和供事，“汉股无一人来者”[83]。国史馆另一总裁额勒和布在奏章中谈到誊录官缺勤的情况：“近年吏部送到誊录，员数既已寥寥，其业据咨送者，又或永不投到，或甫经到馆，随即告假，实在入馆当差者不过十之二三。是以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考课，所有誊录员数不及往届四成之一。……若不设法鼓舞，实属竭蹶万分。”[84]玉牒馆的一份档案也显示，很多誊录官根本不到馆工作，使得史馆不得不另想办法[85]。可以说，馆中人员修史的积极性并不高，尸位素餐者大概也不乏其人。
总之，清代史馆在管理组织上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史馆没有财权，修史所需一切物质条件，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编制庞大，但却没有自行支配的经费。虽然是一个单独的机构，却没有自己的印信，多数要借用内阁典籍厅的关防。史馆没有人事权，无法真正靠行政手段激励纂修官的修史热情。馆中工作人员待遇菲薄，甚至有不少誊录、供事自备斧资在馆中修史。那些史馆中的下级官员和誊录、供事人员，所向往的并不是“藏之名山”的修史事业，而是想通过修史，获得议叙辟用，聊为进身之阶。如此这般，这些庞大的修史机构出现各种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参观文献:
[1] 今中华书局所出《清实录》之《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卷首修纂官名录中俱有监修总裁，实乃康熙时重修两朝实录时所设，不是原来就有。
[2] 《清圣祖实录》卷24，康熙六年九月丙午，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清代各朝《实录》均为该版本）。另外，康熙八年六月甲戌，康熙帝又以大学士巴泰为《世祖实录》监修总裁，取代了班布尔善，故而《世祖实录》卷首修纂官名录中监修总裁署名巴泰而不是班布尔善。
[3] 《清圣祖实录》卷81，康熙十八年五月己未。
[4] 也有例外，编纂《圣祖实录》时监修总裁就设有3人，编纂《宣宗实录》时设有4人。
[5] 但《明史》馆总裁徐元文却是以学士担任监修的，这可能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徐元文个人才华出众，二是徐氏与明代遗民联系密切，清廷想借徐氏的遗民背景，以修史为契机拉拢汉族学人。
[6]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6《徐立斋相国事略》，上海书局石印本。
[7] 嘉庆《大清会典》卷55，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
[8] 见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9] 梁章矩、朱智：《枢垣纪略》卷14《规制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5页。
[10] 《清仁宗实录》卷90，嘉庆六年十一月辛巳。
[11] 《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甲午，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 《清文宗实录》卷19，道光三十年十月丙寅。
[13] 《清世宗实录》卷20，雍正元年正月癸巳。
[14] 嘉庆《大清会典》卷55，台北文海出版社199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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