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作了坚决批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振兴提供了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新方案。但是，他们因过于固守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而常常沦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将中国文化视为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最优秀的文化，否定文化多元性，特别是对西方文化抱一种消极的态度。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信念往往变为一种宗教性的信仰，而缺乏理性的精神。钱穆的学术思想便明显体现出这一点。由于钱穆是将西方学术文化视为一种物质性的文化，是低于中国道德精神性文化的，因此，他在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关系进行阐释时，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很少吸收，且常作贬低。首先，他对三者内涵的解释虽然对比中国传统学术要丰富和深刻，但是，基本不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范畴。其次，钱穆从中国文化人本主义精神出发，论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性和“体用合一”关系，但是，他因此完全否定西方现代重视学术分类的思想和方法，显然是有背时代发展的错误认识。强调学术以人为本，重视德性在学问研究中的地位，并不必然要否定知识增长后学术分类细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学术分类的增多是人们认识世界日益丰富和深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学术分类在四部之学的大框架下不也是不断细化和丰富吗？再者，他对清代考据的评价是片面的，忽视了它在系统整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文献方面的巨大成就及其思想贡献；特别是他对重视以科学精神和方法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学术进行全盘否定更是不客观和公正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的史学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们在更新史料观念进而为中国史学增加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史料方面，在对传统历史考据方法的继承发展方面，在对史学观念的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注释:
[1]《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51页。
[2]《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8页。
[3]《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版，第69页，76页。
[4]《历史与人生》，《中国史学发微》，第192页。
[5]《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5页。
[6]《文化学大义》，台北中正书局1952年版，第44页。
[7]《略论中国文学》，《中国现代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22页。
[8]《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39页。
[9]《学与人》，《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98页。
[10]《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39页，第45页。
[11]《泛论学术与师道》，《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199页。
[12]《学术与心术》，《学钥》，香港南天印业公司1958年版，第137页。
[13]《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1页。
[14]《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学钥》，第96页。
[15]《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39页。
[16]《学与人》，《历史与文化论丛》，第198页。
[17] 关于中西考据学的不同及西方重视义理阐释的考据特征，参见方汉文《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8]《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1页。
[19]《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50页。
[20]《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6页。
[21] 《有关学问之系统》，《中国学术通义》，第225页、226页、228页。
[22] 《有关学问之系统》，《中国学术通义》，第238页、239页。
[23] 《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第2页。
[24]《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5页。
[25] 关于经学与心学的关系，钱穆说，“‘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之一种人格德性作根底。”（《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1页。）可见，他说的心学即是心性修养之学。而讲心性修养是中国儒家经学的根本，所以，钱穆说的心学也就是经学。
[26]《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4页。
[27]《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第6页。
[28]《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4页。
[29]《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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