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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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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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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7]
第二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他说：“从学问成份上说，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成份。此三者，合则美，偏则成病。”[8] 这里，钱穆显然是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运用的方法。他又说，清代有人把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项，“其实此种分法，仍不是就学之内容分。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9]。下面，再来看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内涵的阐释。
关于义理。钱穆说，义理“并非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义理当然要有思想，但思想并不即是义理。义理也不是今天所说的哲学，双方有些不同。”“固然义理必出于思想，但思想亦必归宿到义理。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孔孟思想之可贵正在此。”[10] 在他看来，义理是思想，但必须是有人生理想和道德的，同时又能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而思想的涵义则比义理宽泛。也就是说，义理是思想的一种。钱穆在论及学术研究中“道”与“术”的不同时，对义理又作了解释，说：“道指义理，……凡有关从事学问之方向、及其所应达到之目标等，应属‘道’，即凡论该做何等样学问，或论学问之‘意义’与‘价值’等皆属之。”[11]
关于考据。钱穆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确证知识和是非的方法。他说，一门学问的建立必须重视明据确证，不然就无法立于不败之地，“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 [12] 又说：“讲话又要有本有据，那是考据之学。”[13] 值得注意得是，在这里，钱穆并不是对考据作狭义的理解，仅将其视为对文字、史料进行音韵、训诂、校勘和考证，而是包括更广的含义，即对历史事实（制度、事件和人物）和思想的历史形态和发展过程进行具体描述和评判。因此，他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考据思想，说曾氏将考据渊源分杜马和许郑两派，以顾炎武和秦蕙田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至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14] 钱穆还特别提出考据要考其义理，说先秦诸子各大思想家都有一套考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那亦即是考据。” [15] 又说：“考据应是考其义理。”[16] 明确提出考据还应当以包括义理的阐发，这已经与现代西方阐释学有相吻合之处了。[17] 这是钱穆对中国传统考据学思想的重要发展。
关于辞章。钱穆说，义理是离不开开口讲话的，“中国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言就是辞章。”又说：“讲话要恰到分寸上，即是辞章之学。”[18] 这基本是从方法论意义来说辞章的功用的。
二 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合与分的关系
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钱穆实际也是从学问性质和方法论两个层面来论述的。他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者既是合一和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别看待的。
第一，从义理、考据和辞章分属不同的学术（问）层面上说，三者既各有其用，又相互贯通，它们在本质上是合为一体的。
钱穆认为，不同的学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人生的解决了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各有其用；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又必须将它们共同运用于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才是周全和完善的，他说：“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的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19] 又说：“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要把学问上这几个成分都包括在内，而完成一大体。有此一大体，自可用来经国济世，对大群人生有实用。”[20] 钱穆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心性道德修养的基本精神出发，论证了各门学问密不可分的一体关系。他说，依照中国传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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