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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段和方法。余英时先生说:“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东原对义理的兴趣远比他对考证的兴趣要浓厚而真实得多。”[85] 戴震的另一贡献是,对义理作了与程朱义理之学完全不同的解释,使之具有革命性意义,他也将之视为其最主要的学术成就,说:“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86] 由此,戴震被中国现代学术界认为开启了中国哲学从古代到近代的转换之路。[87]
  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对三者的关系和内涵作了较深入的阐述。他说:“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88] 这既对三者不同的内涵和功能作了阐述,又对它们所处的不同学术层面作了指陈,实际是将义理置于最高层面。因为,在才、学、识三个层面,“识”显然是学问的最高层面和根本。但他又说:“义理不可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设译而通矣。”[89] 所谓的“博学”即是指考据。章学诚在此又明确指出了考据对义理的具实作用,反对空言义理。这是他既超出宋明理学,又超出清代考据学的地方。他的另一贡献是提出“六经皆史”,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90] 这不仅对经史关系作了新的论述,也对史学和经学的内涵作了重大发展,将史学变成范围一切,含有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学问;在经学(义理之学)上则提出了“六经皆器”,反对宋明理学那种超验的义理观。
  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91] 这是将三者视为不同的学术门类。他还对其弟说: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92] 这是将三者视为研究儒学的不同方法,而义理是根本。但是,他对三者的内涵没有作出新的发展,其对义理和考据的理解还不如戴震和章学诚来的深刻和全面,对三者的关系也未作出深入的阐述。
近代以来,随着儒学政治和学术统治地位的结束,这一学术命题的讨论也因之被赋予了非传统的内容。从方法论角度说,近现代学者一般都承认它的方法论意义,但是,继续从维护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立场上来作系统深入阐发的却很少。而从学问分科的角度说,近代以来西方知识系统传入中国后,这种知识分类法已不被认同,因此,也鲜有学者用它来论述现代学术(问)的分类。而钱穆则从传统文化本位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现代学术思想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学术这一命题对了系统深入的阐发。
  第一,中国传统学术史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讨论,基本上是从儒家经学的立场和角度出发的。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主要的争论是义理与考据的关系。义理与考据,实际是中国两千多年经学发展史上不同时期的儒学流派研究儒家经典两种不同的方式,两汉至明清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汉宋学之争等,实为义理与考据孰为经学研究正统之争的体现。至于辞章,对各派说来都是“载道”和“记事”的工具。清代的姚、戴、章、曾等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论述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基本未脱离这一范畴。钱穆却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存和发展、而非纯粹学术意义来审视和阐发此学术命题的,这就使其超越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范畴而具有更广阔的历史文化意义。钱穆认为,学术与文化密不可分,提出了“学术兴则文化兴”的重要思想。他说,学术和文化一样有民族独特性,“文化异,斯学术亦异。”[93] 不了解中国学术的独特性,也无从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因此,要研究中国史和通解中国文化精意,“必于研精学术思想入门”[94]。其次,学术是文化的上层和领导力量,“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苟非有学术领导,则文化将无向往。”“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兴。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95] 钱穆生当中国传统文化“为天下裂”的时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生存和发展成为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界讨论的根本问题。为了复兴中国文化,“为故国招魂”,钱穆将一生的精力用于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而他研究和复兴中国学术文化的根本态度和方法,就是要保持和发展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修齐治平之学,也就是要将“做人大宗纲”的“内圣之学”(或“心性之学”、“心学”)与“做事大原本”的“外王之学”(或“治平之学”、“实践之学”)统一起来,即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的合一,即经学与史学的合一。而经学和史学都必须通过有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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