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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疑,学有疑始有进,“然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所谓笃信好学是也。”[73] 所以,凡是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必先对其存一份信心,学习前人治学的精义,以获取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才是真学问。而现在的疑古先不求信,不肯承认学问自有成规,结果是由所谓实事求是的考据走入了鄙薄考据的另一极端。因为,“彼之思想与理论,乃未经学问而即臻早熟,彼乃以自信代会疑,以批判代学问。彼以为思想与理论,可以如脱辔之马,不复受驾驭控勒,而可以逞一己驰骋之自由。以如此之学风,则鄙斥考据,事无足怪。”[74] 其次,将义理与考据截然分开,奉西学为圭臬至理,视中学为断烂朝报,将西学等同于义理,将中学等同于考据,考据成为他们讲求义理的方法和手段。他说:“此数十年来,国内学风,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涨弥已,循至凡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一若中西学术,分疆割席……治中学者,谨愿自守,若谓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资料。……故鄙言义理者,其实则尊奉西方人义理为莫可违异耳。盛言考据者,其实则蔑视本国传统,仅谓是一堆材料,仅堪寻隙蹈瑕,作为其所谓科学方法者之一种试验与练习耳。”[75] 可见,这两种风气和思想都是由对中国传统文化蔑弃所导致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造成的。
  因此,钱穆说,今天要研治中国史学,至少应跳出清代道咸以下至目前这番递变而下的学风,当了解儒学大体,于心性治平都知用心,这样才能使中国史学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四、钱穆学术思想的意义和局限
 
  综上所述,钱穆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在他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根本的、核心的地位。它不仅是钱穆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方法论,也是他审视和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根本方法,体现了其道德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特征和精神。[76] 钱穆站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在全面继承和吸收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的基础上,对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总结与新的发展,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至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简略回顾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学术命题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传统学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发展过程。有学者说,在西汉时,随着经学的发展,经学研究出现章句、义理和训诂三门分支学科。所谓章句,即章节和句读。所谓训诂,即是解释字词的本意。所谓义理,是指经籍包含的意义和道理。三科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反映。到北宋时,逐渐出现所谓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分野。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77] 明清以后,作为经学研究的四种分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名称,逐渐为学者通用。[78] 也就是说,到了清代,学者们在总结前人学术发展及其思想的基础上明确而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下面,再来看清代学者的相关论述。
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桐城派领袖姚鼐明确提出了该命题。姚鼐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79] 可见,他是认为三者分属不同学术门类的,三者应当相济为用。他提出该学术命题,固然有调和乾嘉时期汉宋对立的学术背景,但是,主要目的却是为光大桐城派辞章之学服务的。他主张“文以载道”,将清代统治思想程朱理学视为辞章之本,而当时汉学如日中天,他便援此以入辞章之学,说:“以考证助文章之境,正在佳处。”[80] 质言之,他讲义理和考据,是旨在为其辞章之学服务的,而非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着眼的,这正是他提出这一学术命题的局限所在。其次,他对三者内涵的解释并无新意,甚至相当保守,如,他讲的义理仅仅且必须是程朱理学,这在思想性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戴震,在理论价值又落后于章学诚。因此,有学者说:“在姚鼐和桐城派那里,义理、考据、辞章的意义还比较狭窄,没有根本的创新和突破。”[81]
  朴学大师和思想家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82] 又说,“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83] 由此可见,戴震主要是从治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论述三者关系的,认为三者属不同层面的治学方法,其中,义理是处于最根本的地位,为学问的“源”,可以综赅天下之大道,辞章之学最末。学术界认为,戴震对义理和考据关系的认识有一转变过程,即由早期主张的“由训诂而推求义理”到后期的“执义理而后能考核”。[84] 但是,综其一生思想所看,他一直视义理之学为本,视考据之学治学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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